阿尔贝·加缪谈对抗生命荒谬的三种解药

“在这个荒诞似乎如此不可理喻的世界里，我们实在必须在人类之间达成更高程度的理解，达成更大的真诚。” 天体物理学家或许会带着某种宏观视角，将其赞颂为“我们正在经历的一场极其不可思议的旅程”，而我们其余的人可能——并且经常——将其体验为单纯且令人发狂的荒诞——它如此不可控、不可理解，几乎毫无意义。

面对日常生活中蜂拥而至的生命荒诞，我们该如何理解，又该如何应对？Oliver Sacks 坚信，“我们能做最多的事，就是去书写——以智慧、富有创造力、引人入胜的方式——关于此时此地在这世上生活的感受。” 然而，剖析这种“生活的感受”本身就会让我们陷入绝望。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必须去剖析。

在 Albert Camus（1913年11月7日—1960年1月4日）成为诺贝尔文学奖（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第二年轻的得主——表彰其作品“以清醒的严肃性照亮了我们时代人类良知的问题”——的十多年前，他在法国记者 Jeanine Delpech 于1945年对其进行的一场采访中，思考了荒诞与救赎之间的关系。

该采访收录于其《Lyrical and Critical Essays》（公共图书馆）的末尾——这部极佳的遗作合集曾为我们呈现了 Camus 关于如何在艰难时期磨砺品格，以及关于幸福、绝望和对生命的热爱之见解。

Albert Camus

在这场采访的三年前，二十八岁的 Camus 凭借其革命性的哲学随笔《The Myth of Sisyphus》震撼了世界。该书以文学史上最具冲击力的开篇首句之一开场，探讨了生活中荒诞的悖论。“我从荒诞中得出三个后果，即我的反叛、我的自由和我的热情，”他写道——这促使采访者询问，一种建立在荒诞之上的哲学是否会倾向于让人陷入绝望。

Camus 曾在几年前断言“没有对生活的绝望，就没有对生活的热爱”，他对此回答道：

我所能做的只是代表我自己回答，并意识到我所说的一切都是相对的。接受我们周围一切事物的荒诞是一个步骤，是一种必要的体验：它不应该成为一条死胡同。它唤起了一种能够结出硕果的反叛。对反叛理念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发现能够恢复存在之相对意义的理念，尽管这种意义将永远处于危险之中。

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I）毫无意义的残酷之后，在阐述他对团结以及作为叛逆者的真正含义的观点的前六年，Camus 在闭幕发言中思考了唯一值得采取的勇气与反叛行动：

在这个荒诞似乎如此不可理喻的世界里，我们实在必须在人类之间达成更高程度的理解，达成更大的真诚。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否则就会毁灭。为此，必须满足某些条件：人们必须坦诚（虚伪会混淆事理），必须自由（与奴隶是无法沟通的）

最后，他们必须感受到身边某种程度的正义。我常常想，加缪（Camus）是否读过W·H·奥登（W.H. Auden）写于1940年的诗作《1939年9月1日》（"September 1, 1939"），其中包含这首与加缪的情感如此契合、令人揪心的诗节：我所拥有的只是一副嗓音 / 去打破那层层折叠的谎言， / 街头感官主义者脑海中的浪漫谎言 / 以及权力的谎言， / 其建筑摸索着伸向天空： / 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国家， / 也没有人能独自生存；

/ 饥饿不容公民或警察有任何选择； / 我们必须彼此相爱，否则就会死去。将加缪那部让人百读不厌的《抒情与批判文集》（Lyrical and Critical Essays）中的这一特定片段，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关于我们抗击不公正的最强大对抗力量的论述、以及娜奥米·谢哈布·奈伊（Naomi Shihab Nye）关于选择善良而非恐惧的观点结合起来，然后重温加缪关于幸福、不幸以及我们作茧自缚的监狱的永恒思想——这是存在的终极问题、真理与意义之间的空白，以及他在获得诺贝尔奖后不久写给他少年时代老师的那封感人至深的致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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