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佳俊：马德里的反调：“两个西方”与世界裂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读书杂志 ，作者：张佳俊，原文标题：《《读书》新刊 | 张佳俊：马德里的反调：“两个西方”与世界裂变》西班牙在近期国际事务中不断对美国“唱反调”，让人不由侧目，并进而联想：除了现实政治考量之外，是否还有更深层的精神底色？

张佳俊从西班牙历史身份切入，试图寻找答案：它曾是第一个“日不落帝国”，和美国存在历史恩怨，因此存在“说不”的空间。由此，文章引出一个更大的框架：所谓“西方”并非铁板一块，它内部一直存在两条断层线，其中一条就是南欧天主教帝国传统与西北欧新教商业传统之间数百年的竞争，在冷战结束后重新浮现，成为理解今日西方内部裂变的重要线索。

马德里的反调：“两个西方”与世界裂变（《读书》2026年11期新刊）一声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反调六月，行走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小方石块路上，仿佛脚下也有了弗拉明戈舞步的声音。就在我们抵达马德里的前一天，梵蒂冈教皇利奥十四世访问了这座城市，并主持了基督圣体节弥撒活动，据称闻讯而来者多达百万之众。

西班牙人的天主教文化令人印象深刻。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近年来西班牙在国际事务中的表现。这个在许多人印象里已然褪去昔日帝国衣装、被不经意地划入“小国”行列的国度，在一系列国际议题上与大西洋彼岸的“西方盟主”——美国唱起反调。

二〇二六年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西班牙明确拒绝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袭击伊朗，理由是此类单边军事行动缺乏联合国授权，违背国际法基本准则，西班牙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其领土和设施不能被用于一场非法且不公正的战争；

而由于以色列参赛，西班牙宣布退出当年的欧洲歌唱大赛，表示不能对非法战争和种族灭绝保持沉默。不仅如此，对于美国封锁古巴，西班牙与墨西哥、巴西等拉美国家站在一起，呼吁通过对话解决危机，反对任何形式的军事干预。

在对华态度上，西班牙用脚投票，首相四年四度访华，支持中欧关系稳定发展，将对华合作视为平等互利机遇，与美国等国家鼓噪对抗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当许多欧洲国家深陷“双重标准”困境，仍对美国心心念念时，为什么马德里从官方表态到实际行动，都敢于展现出一种不愿与华盛顿亦步亦趋的姿态？

人们的第一反应是，这是近年来特朗普“冲击波”之下美欧关系大调整、欧洲战略自主意识上升的突出表现；更多的解释，则将其归结于桑切斯政府的左翼政治光谱，西班牙社会的反战思潮，西班牙在拉美、北非和中东的现实利益，以及其在欧盟和环地中海区域寻求独特角色的战略考量，等等。

然而，当我重新翻开雷蒙德·卡尔的《西班牙史：欧洲的例外》时，脑海里跳出了一个设问：在复杂的现实动因背后，是否还有更为幽微却恒久的潜在意识，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今日西班牙的行为逻辑？毕竟，四百多年前，它还是资本主义世界版图上的第一个“日不落帝国”。

如今，帝国的舰队早已沉寂，马德里的荣光也化作历史的尘埃，但那份“天主教保守帝国”的情结是否还有一息尚存，并以某种文化形式印刻在西语世界的精神结构之中，使其在面对后起霸权时，内心仍保有一份“独立自主”？

我把这个“想远了”的问题抛给坐在圆桌对面的西班牙学者，试图求证。他们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强调：我们的拉丁-西班牙理念，确实与盎格鲁-撒克逊的理念不一样。要理解这种“不一样”，绕不开对西班牙历史身份及其精神内核的读解。

当十六世纪的西班牙人拉开近代世界体系的帷幕时，其所构建的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地理、经济意义上的殖民帝国，更是一个由宗教、语言、法律和官僚体系维系的跨洋网络。然而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这个世界霸主并没有抓住历史的“先机”，反而深陷内战和外战的泥淖，最终走向没落。

这种帝国兴衰的经历，为西班牙民族精神注入深刻的二重性：既有作为老牌帝国的优越感和作为传教士的使命感，又有帝国衰落过程中留下的沉重的失落感。尤其在一八九八年的美西战争中，西班牙不仅失去了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关岛等最后的殖民地，更在精神上被一个刚刚崛起的前殖民地、一个由新教徒建立的“暴发户国家”——美国彻底羞辱。

这种荣辱叠加的历史记忆，深刻影响着现代西班牙对外部世界特别是对美国的态度。一方面，在冷战的铁幕下，西班牙被纳入北约军事体系，美西两国建立了看似紧密的盟友关系；但另一方面，这种关系从一开始就充满不信任，西班牙人对美国驻军的复杂情绪，以及左翼知识分子对美国霸权的持续批判，都给这种联盟打入了楔子。

该画描绘了美西战争中的马尼拉湾海战。美西战争结束了西班牙在美洲、亚洲和太平洋近四个世纪的殖民（来源：wikipedia.org）历史的幽深之处在于，当一个民族失去地理上的帝国疆域后，其“帝国遗产”往往会内化地存续下来。

就西班牙而言，在历史的重要节点，这种内在的精神意识往往会与现实的国家利益结合，形成能动的力量。一个突出的表现是西班牙人对“国家自主”的高度敏感，特别是对“盲目追随美国”的反感。二十一世纪初的伊拉克战争便是一例。

起初亲美的阿斯纳尔政府不顾西班牙民众反战声浪，追随美国出兵伊拉克；但仅仅一年后，新上任的萨帕特罗社会党政府便顶着“背叛华盛顿”的巨大压力，决然宣布撤军。二〇二六年因美以伊战争而起的“禁用基地风波”，则是更具象征意义的“自作主张”。

而另一种特别的敏感，则来自其失落的“精神边疆”。尽管政治影响力不再，但通过语言、文化、宗教和投资，西班牙至今仍维系着与前殖民地国家的特殊关系。一个泛文化意义上的“伊比利亚-美洲共同体”虽然散装却依然健在，而美国对拉美国家的每一次粗暴干涉，多少都会触动西班牙的神经。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西班牙既不像东欧那些从苏联挣脱出来的“新欧洲”国家，对“美国救世主”抱有不切实际的信赖；也不像英国，与美国共享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与利益纽带；更不像被长期规训的德国和法国，明明期待战略自主，而且在文化心态上也“瞧不起”美国，却摆脱不了对美国的依赖，更不敢大胆地站出来。

西班牙看待美国，眼神中虽有无法否认现实的无奈，却夹杂着不服和警惕，至少保留了“说不”的权利。这种心态，或许正是“马德里的反调”的精神底色。2004年，萨帕特罗政府宣布从伊拉克撤军。

照片中，一名西班牙军团士兵在撤退途中，从装甲车上挥手致意（来源：elpais.com）两个“西方”的重现西班牙故事的明喻在于，冷战以来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盟友阵营出现裂痕。暗喻则在于，今日“西方”内部的裂变，不仅仅是利益格局重组的产物，也不仅仅是特朗普“冲击波”刺激的结果，某种程度上是西方内部两种历史传统、两类帝国形态之间数百年冲突竞争的当代回响。

马德里的反调恰如一道破幕之光，向世人照出了那条隐匿于“西方”笼统概念之下，一度被强行弥合却从未真正愈合的断层线。如果我们把视野从伊比利亚半岛扩展到整个欧洲乃至“西方”文明的演进史，可以发现这是一部两个“西方”相互竞争、此消彼长并最终由其中一种取得主导地位的历史。

第一种“西方”，或许可以称之为“区域性帝国”，其地理、文化与历史传统的核心在南欧，其精神谱系和政治形态的滥觞是罗马，对应的文明载体是“罗马-天主教世界”。这个世界以“世俗罗马-教会罗马”为轴心，融扩张性的征服逻辑、等级化的秩序结构与天主教的精神内核于一体，最终形成区域性的帝国版图。

作为其传承者之一，西班牙和葡萄牙建立的早期殖民帝国虽然构成全球化的近代开端，但本质上是“区域性帝国”在全球化成型之前的最后一次贲张。他们把伊比利亚半岛“收复失地运动”中形成的宗教狂热与军事能力投射到新大陆上，所建立的仍是欧陆旧式封建统治的翻版。

而就在南欧天主教帝国登顶之际，一股新的政治经济势力在欧洲西北边缘地带悄然生根，并蔓生出第二种“西方”——“普世性帝国”。这是一个以西北欧特别是荷兰与英国先后为中心，以商业贸易和金融资本为经济引擎，以宗教改革为精神驱动，以现代主权国家为政治形态的新世界。

它的崛起，某种程度上是对中古欧洲的一次深刻断裂，与以南欧为根基的“区域性帝国”形成鲜明对比：它的扩张逻辑是海洋性的，除了军事劫掠，更依赖于商业流动和契约模式，而非土地的束缚与等级的律令；

它要求摆脱教会的垄断，推崇“个人与上帝的直接契约”，用新教伦理升级“资本主义精神”；它的普世性主张仍以基督一神教为中心，但不限于宗教意义上的宗教，而是衍生出一套据说是“普世”的、抽象的“新宗教”教义——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市场经济等等，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一套全球性的经济、政治及法律体系，实现一种更隐蔽却更能有效积累资本、垄断利益的世界统治。

从十六世纪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数百年间，两种“西方”、两类帝国的斗争无疑是残酷的：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沉没，到三十年战争对神圣罗马帝国的致命打击；从荷兰摆脱西班牙统治后逐步成为殖民贸易帝国，到英国在七年战争后彻底取代法国，走上全球霸主之路；

再到两次世界大战埋葬哈布斯堡、奥斯曼等所有旧式欧陆帝国，确立盎格鲁-撒克逊海洋国家的主导地位……一句话，起于西北欧的新教商业文明，最终战胜了源于西南欧的天主教封建文明。这个结局，决定了最终哪一个版本的“西方”有资格定义“现代性”，并将其塑造成一种全球标准。

随着以华盛顿为“新罗马”，以美元金融为垄断性基础设施，以好莱坞为文化先锋，以航母战斗群和美军基地为獠牙的“隐形世界帝国”最终笼罩全球，“西方文明”便彻底完成了从“区域性”到“普世性”的自我加冕。

而那个古老的、以罗马和马德里为代表的“第一西方”，最终被收编为这个宏大“普世性帝国”叙事的历史注脚。冷战时期，这条西方内部的断层线一度被遗忘了。面对共同的、强大的“外部他者”，跨大西洋联盟被建立起来，由此“西方”似乎成为铁板一块、同质化的文明实体。

然而，当柏林墙轰然倒塌、共同的敌人消失之后，蛰伏了半个世纪的内部矛盾与历史纠葛也重新登场。特朗普的两度上台，不过是二十一世纪以来西方内部裂变的催化剂。其所谓“美国优先”政策以及对盟友毫不留情的经济讹诈和安全要价——例如对欧洲发动“关税战”、要求北约成员国增加军费、扬言夺取格陵兰岛等等，彻底撕下了“西方一家”的温情面纱，亮出了赤裸裸的权力关系与利益计算。

这反而刺激了欧洲，特别是南欧国家，加速寻求“战略自主”。于是，在涉及核心利益的议题上，美欧之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离心”现象。例如，近年来美欧在数字主权、贸易争端等方面摩擦不断，欧洲迫切希望在事关前途命运的关键经济领域建立自己的优势和规则，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又如，在伊朗核问题上，尽管特朗普政府撕毁奥巴马政府时期达成的伊核协议，但包括西班牙在内的欧盟主要国家却试图维持该协议，从而在中东建立一个独立于美国之外的外交通道；再如，虽然近年来欧美对华政策都越来越强硬，但相比美国将中国定义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并试图组建全球遏华联盟的做法，欧洲的回应更为多面——既将中国视为“制度性对手”，又承认中国为“合作伙伴”，其心态之复杂之矛盾，难以一语盖过。

2026年1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张合成图像。特朗普手扶美国国旗，身旁站着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鲁比奥。画面右侧竖着一块木质指示牌，上面赫然写着“格陵兰岛——美国领土，建于2026年”（GREENLAND-US TERRITORY EST.2026，来源：sina.cn）透过今天欧美之间不断生出的罅隙乃至某种程度的“裂变”，人们自然可以看到现实的利益冲突；

但那条历史的断层线，也在隐隐作痛。显然，西方内部具有帝国经验和历史传统的国家，例如西班牙，对于主权、文明、世界秩序等问题的理解，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不尽相同。问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两个“西方”的重现，会不会促发西方的实质性裂变？

如果裂变作为一种状态持续下去，又会在多大程度上转化成为塑造世界格局的重要变量？“去中心化”世界的展开西班牙故事的远喻还在于，断层线的逻辑并不仅仅发生在西方内部，更发生在西方数百年来所主导的全球体系之上。

在跨大西洋联盟之外，更多拥有帝国历史或独特传统的区域大国正在重新唤醒历史记忆和文明主体性，从而在“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体系内撕开一条醒目的断层线。由此而来的对“西方化”、对所谓“普世文明”的反向运动，正汇聚成一股重塑全球秩序的深层力量。

随着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及其对全球控制力的松动，一个“去中心化”的世界正浮现出来。土耳其就是一个典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凯末尔革命之后，土耳其曾长期致力于“脱亚入欧”，竭力为自己争取北约框架内的“西方”身份。

然而自埃尔多安执政以来，一种嫁接了政治、宗教和文化传统，被外界称为“新奥斯曼主义”的思潮涌动而出，成为驱动土耳其内外政策变化的精神图腾。安卡拉不再满足于仅仅充当北约的“东南角看门人”，而是凭借其历史和地缘的特殊性，不断向东、向南拓展影响力。

从深度介入叙利亚、利比亚的内战，到与希腊在地中海展开主权争夺，再到聚拢中亚各突厥语系国家以重建一个以土耳其为核心的“突厥世界”，这些雄心勃勃的举动，很难不让人回想起那个曾经横跨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

当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从博物馆变回清真寺，人们似乎听到了一种政治宣言，在宣告那段尘封已久的帝国记忆的苏醒。2020年7月，圣索菲亚大教堂重新举行清真寺礼拜活动（来源：rbc.ru）伊朗则是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它也曾经向西看，巴列维王朝统治时期的德黑兰曾被称为“东方小巴黎”。一九七九年伊斯兰革命之后，随着宗教和历史传统的回归，伊朗试图在“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战略抉择中走出另一条现代化道路，但也承受了来自美国及其盟友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封锁遏压。

然而，这个国家却表现出高度的韧性。在美以伊战争中，伊朗遭遇了规模空前的军事打击，但至今没有屈服，反而以不对称策略顽强抵抗。支撑这种抵抗的，除军事能力、政治及宗教动员、内外经济循环之外，或许还有源自数千年波斯帝国史的文明自主叙事。

基于这种叙事，伊朗人将自己视为伟大的文明，而非外部强权随意支配的附庸。同样的逻辑还适用于俄罗斯。冷战结束后，俄罗斯曾在“拥抱西方”的幻境中一度迷惘。直到“求抱”被拒，且北约东扩持续挤压其安全空间时，一种混合了沙皇俄国“第三罗马”叙事和苏联超级大国记忆的政治雄心，最终重新燃起。

从车臣战争到俄格冲突，再到俄乌战争，莫斯科用越来越强硬的行动，宣示其“势力范围”不容挑战的态度。在克里姆林宫的新叙事中，俄罗斯不再是“欧洲国家”，而是一个异质于西方的独特的“文明型国家”，拥有独特的精神价值、民族心态和政治文化；

而俄罗斯与北约集团的博弈，则被定位为“多元文明秩序与西方单极霸权的较量”。这些案例并非当今世界之变的全部。它们和西班牙戳破西方内部裂变的例子一起，不约而同地指向一场“体系之变”：由“普世性帝国”主导的、相对“中心化”的世界体系正摇摇欲坠，而一个由基于不同历史传统和利益诉求的区域国家各自构建区域秩序，进而拆解和重置全球秩序的“去中心化”阶段已经到来。

在这个阶段，地缘政治的某些真空状态意味着更大的战略跃动空间，而美国带头掀起的全球化逆潮，以及各种历史与文明认同的回归，则为区域性大国追求战略自主提供了更强的内外动力和合法性叙事。在这个阶段，那些古老的帝国往事和独特的历史传统，不再是被遗忘的“往在”，而是不断被重述、阐释和动员的“常在”，它们既可能成为狭隘民族主义和无序地缘冲突的催化剂，也可能成为所谓“普世文明”或“单一价值模式”的终结者。

世界并没有如某些布道者预言的那样，在“历史的终结”后变得扁平；相反，随着“历史的回归”，世界更加棱角分明。正因为如此，在这个阶段，依靠所谓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或建构主义之类的分析框架，不足以完整准确地把握世界的脉动，必须重建有关观念与力量、文明与国家、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变革的系统认知体系。

这意味着人们必须在把握现实利益逻辑的基础上，以更具历史深度与文明宽度的视野去观照这个“诸神回归”的世界；也必须做好心理准备，在未来某个时点形成“再中心化”的秩序之前，世界都将面临这个漫长过渡阶段的冲撞和动荡。

当此变局，不妨重新思考那个最直白的问题：什么是我们真正的机遇，什么是我们真正的挑战？（《西班牙史：欧洲的例外》，［英］雷蒙德·卡尔著，潘诚译，东方出版中心二〇二三年版；《文明终结与世界帝国：美国建构的全球法秩序》，强世功著，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二〇二一年版）*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