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胜选，100种性别会“卷土重来”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理想国imaginist ，作者：理想的编辑部美国中期选举落幕后，一个问题重新变得重要起来：被特朗普政府的保守主义政策压制许久的身份政治，会随着民主党的重新得势卷土重来吗？

身份政治最初以争取平等、反对歧视、维护弱势群体权利为重要诉求。但最近这些年，逐渐走向激进的身份政治实践，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不满与反弹。原本以进步主义面貌出现的身份政治，反而成为社会撕裂和政治极化的导火索。

不过，身份政治所引发的种种问题，究竟源于其理念本身，还是政治实践中的偏差与过激？身份政治到底是纠正了历史的不公，还是在制造新的不平等？不同身份的群体，又能否建立更广泛的共同认同，形成牢固的社会连结？

弗朗西斯·福山在《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一书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系统思考。在他看来，身份政治回应不公的正当性是无法否认的，但是，他也警惕群体认同不断碎片化对社会造成的冲击，并试图寻找一种超越狭隘群体身份的共同政治认同。

美国社会的变化，是观察全球政治与社会思潮的重要风向标。在中期选举刚刚落幕的此刻，重读福山的《身份政治》，或许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身份政治究竟是什么，它的未来会走向何方？01身份政治从何而来20世纪60年代，世界目睹了发达自由民主国家一系列强劲的新社会运动。

在美国，民权运动要求国家完整兑现《独立宣言》承诺的、内战后写入宪法的种族平等。女性大量涌入劳动力市场，激发和塑造了随着民权运动接踵而至的女权运动，以类似的方式要求给予女性平等待遇。

同时，性革命动摇了性与家庭的传统规范，环保运动则改变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态度。此后还有其他相继发生的运动，为推动残障人士、美洲原住民、移民、男女同性群体和变性群体的权利摇旗呐喊。这些社会运动的发生源自自由民主国家平等承认全体公民尊严的抱负。

但民主国家从未达到这一权利要求：无论法律如何规定，人往往不是依据他们个体的人格和能力，而是依据有关他们所属群体的假定看法来评价的。可耻的是，在美国，这些偏见在正式法律中存在了许多年：法律不允许黑人小孩和白人小孩一起受教育，以女性不够理性为由禁止她们投票。

但即便法律被修改了，学校不再隔离黑人和白人，女性也拥有了投票权，社会也并未突然就停止用群体模式思考自身。歧视、偏见、不敬，或者干脆视而不见，这些心理压力在社会意识里依旧根深蒂固。它们之所以仍然存在，也是因为群体在行为、表现、财富、传统与风俗上还是各有各的不同。

在20世纪60年代新社会运动兴起的社会中，用身份思考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各种机构已经担当起帮助人们提升自尊的治疗使命。20世纪60年代以前，对身份的关注基本专属于那些希望实现个体潜能的人。

随着上述社会运动的兴起，许多人自然而然地开始从自身所属群体的尊严的角度来思考自己的方向和目标。对世界各地民族运动的研究显示，个体自尊与和他相关的大群体受到的尊重有关，因此政治会影响个人。

每场运动都代表此前不被看见、遭到压迫的人，每个人都对别人的视而不见心怀怨恨，都希望内在价值得到公众承认。由此诞生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身份政治。关于它，只有名字是新的，斗争和视角都和以前民族主义和宗教的身份运动一样。

每个被边缘化的群体都可以选择以更宽广还是更狭隘的身份看待自身。它可以要求社会像对待主流群体成员那样对待本群体成员，也可为自己的成员主张一个独立的身份，要求社会把他们当作与主流社会不同的群体来尊重。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一种选择胜出了。马丁·路德·金博士领导的早期民权运动只要求美国社会对黑人白人一视同仁。它不抨击决定白人如何彼此相待的规范和价值观，不要求改变国家根本的民主制度。但是，到20世纪60年代末，黑豹党（Black Panthers）、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等群体出现，它们认为黑人有自己的传统和意识，应以自己之所是为荣，而不是以社会望其所是为荣。

用杰西·杰克逊牧师引用大威廉·霍姆斯·伯德斯（William Holmes Borders,Sr.）的诗来说就是：“我也许穷，但我是个人物！”美国黑人真实的内在自我不是白人的内在自我，而是由在一个对黑人不友好的白人社会里作为黑人成长起来的独特体验塑造的。

这些体验意味着暴力、种族主义和诋毁，成长经历不同的人是无法理解的。学校、大学、医疗中心等社会服务机构的治疗转向意味着它们既愿意看护人的心理（推动所有社会运动的平等激情），也愿意关照人的物质条件。

少数族裔和女性不断发展的意识在七八十年代更为强大了，他们有了现成的词汇和框架可用以理解他们的边缘化体验。身份以前是个体的事情，现在成了群体的所有物，这些群体被认为拥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体验塑造出的、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

02困境：当群体认同取代阶级政治大范围社会经济改革的壮志未酬与20世纪最后十年左翼拥抱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是同时发生的。左翼依旧志在平等，但关注点从原先的重视工人阶级状况转向日益扩大的边缘化群体的需求，他们的需求往往是心理方面的。

许多活动者开始把旧工人阶级及其工会看作特权阶层，觉得他们对移民和少数族裔等活得没他们好的群体的困境麻木不仁。承认的斗争瞄准了新的群体和这些群体的权利。在此过程中，旧工人阶级被冷落一旁。

欧美进步左翼的议程转变有利也有弊。拥抱身份政治，这可以理解，也有必要。不同的身份群体各有各的生活体验，具体群体总是需要具体对待。这些群体之外的人往往察觉不到他们的行为对这些群体造成的伤害，在强调性骚扰、性侵犯问题的“米兔”运动中，许多男性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身份政治的目标是通过对相关人群真正有益的方式改变文化和行为。通过聚焦细化的不公正体验，身份政治使公共政策和文化规范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令相关群体从中受益。“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使得全美各地警察局在面对少数族裔公民时变得更加小心，尽管警察滥权案例仍有发生。

“米兔”运动拓宽了大众对性侵犯的理解，就既有刑法在处置相关问题时的缺陷开启了一场重要的探讨。它带来的最重要影响可能是在行为规范上的广泛变革，改变了美国及其他地区男性和女性在工作场所互动的方式。

所以说，身份政治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它是对不公正必然和自然的反应。它只有在身份被以特定方式诠释或维护的时候才成为问题。对某些进步主义者而言，身份政治成了严肃思考的廉价替代物，让他们不用再去考虑如何扭转这三十年里多数自由民主国家的社会经济更趋不平等的趋势。

在精英机构圈子里争论文化议题，比争取资金、说服立法者放下疑虑改变政策容易得多。最打眼的身份政治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学校园里。大学课程可以通过在阅读书目中增加女性和少数族裔作者，改起来相对容易；

而改变问题群体的收入或社会状况则要难得多。近年来作为身份权利诉求焦点的多个选民群体，如硅谷女高管、有抱负的好莱坞女演员和女制片人，高居收入分布的顶端。帮她们实现更大的平等是好事，但是丝毫不能消除那1%和余下的99%之间的醒目差距。

聚焦定义更新、范围更窄的边缘化团体，会产生第二个问题：历史更悠久、更大的群体不再受到关注，他们的严重问题将遭到忽视。在美国白人工人阶层当中，很大一部分人已经坠入更低阶层，与非裔美国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历相当。

但是，我们很少听到左翼的活动家关心美国阿片类药物泛滥、乡村贫困单亲家庭子女成长的命运，至少直到最近都是这样。今天的进步主义者全无雄韬伟略去应对不断推进的自动化带来的、规模可能会非常大的失业问题，或者去应对技术可能带给所有美国人的收入差距，不论白人黑人、男人女人。

同样的问题也折磨着欧洲的左翼政党：最近几十年，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大量选民转投国民阵线，德国社会民主党则因为支持默克尔欢迎叙利亚难民，导致2017年选举出现了类似的倒戈现象。当前对身份的各种理解还存在第三个问题：它们可能威胁言论自由，进而威胁维系民主制度所必需的理性对话。

自由民主国家致力于保护在思想的市场中，特别是在政治领域中畅所欲言的权利。但是，对身份的关切与理性对话的需要发生了冲突。身份群体对生活体验的关注重视的是情感体验到的内在自我，不是理性审视下的内在自我。

有观察者说，“我们的政治文化在微观层面上有个特征：某人的观点和他们所认为的独特、永久、真实的自我融为一体。”这就使得真诚的观点高于本可能强迫人放弃这种观点的理性反思。当一种观点冒犯某人的自我价值感时，这种观点往往就丧失了合法性，因社交媒体而泛滥的形式简短的讨论更加助长了这种趋势。

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正是左翼目前实践身份政治的方式激发了身份政治在右翼的兴起。是身份政治催生了政治正确，而反对政治正确成了右翼政治动员的主要源头。左翼的身份政治往往只合法化某些身份，忽视或贬低其他身份，如欧洲（也就是白人）族裔、基督教宗教性、乡村居民、传统家庭价值观信仰，以及相关的身份种类。

在特朗普的工人阶级支持者当中，许多人觉得自己被国家精英忽视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右翼如何从左翼那里借用了身份的语言和框架：我这个群体正在被迫害，它的境遇和痛苦不为社会所见，整个社会和政治结构（指的是媒体和政治精英）应该被彻底摧毁。

身份政治就是一副镜头，意识形态光谱上的绝大多数议题现在都是通过它来观看的。自由民主国家有充足的理由不围绕一系列不断繁殖、外人无法进入的身份共同体来管理自己。身份政治的运作方式是激发更多同类，不同群体视彼此为威胁。

身份诉求之争不同于经济资源之争，通常没有谈判的余地：因种族、民族、性别而得到社会承认的权利基于的是固定的生物学特征，不能用来交换其他商品，也绝不可能被忽略。抛却左右两翼某些支持者的观点不论，身份并非在生物学上决定的，而是经验和环境塑造的，定义身份的方式可狭可广。

我是这么生的，不等于我就得这么想；生活体验可以转化成共同经验。社会要保护边缘化群体和被排斥群体，但也要展开讨论、达成共识，以实现共同目标。左右翼的关注点都转向保护越来越窄的群体身份，最终将威胁交流和集体行动的可能性。

补救办法不是抛开身份的概念，因为它已经成了现代人思考自身和周围社会的一种方式。正确的方法是充分考虑现存的自由民主社会在事实上的多样性，给各种民族身份以更广泛、更包容的定义。03未来：走向更广泛的共同身份我们无法摆脱身份和身份政治。

用查尔斯·泰勒的话说，身份是“我们自身的强大道德观念”，它跨边界、跨文化，因为它基于普遍的人类心理——激情。这种道德观念告诉我们，我们拥有真实的内在自我却不被承认，整个外部社会可能是虚假且压抑的。

它关注我们要求尊严得到承认的自然渴求，它给我们一种语言，让我们在承认迟迟不来、心有怨恨时可以表达。让对尊严的渴求不复存在，这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从法国大革命，到突尼斯受辱小贩激发的抗议，这种渴求曾无数次点燃民众的怒火。

抗议者要求被当作成年人对待，而且是能对高高在上的政府施加影响的成年人。自由民主基于赋予同等自由之个体的权利，也就是个体在决定集体政治生活时拥有同等程度的选择和行为能力。此外，身为自由民主国家的公民，并不意味着他们在现实中就会被政府或其他公民平等地尊重对待。

他们被评判，是基于肤色、性别、源出民族、外貌、族裔或性取向。每个人、每个群体都以不同的方式体验着不被尊重，都在要求自己的尊严。于是，身份政治形成自己的动力，社会自我分裂成一个个越来越小的群体，每个群体都有它特定的受害者化的“生活体验”。

不过，现代身份的特点是可变。虽然有些个体会说服自己，他们的身份基于生物性，不受自身控制，但现代性的特点是拥有社会互动在各个层面塑造的多重身份。我们拥有依据种族、性别、工作场所、教育、爱好和民族来定义的多个身份。

对许多青少年来说，围绕朋友们听的某种特定类型的音乐就可以形成身份。但即使身份政治的逻辑是把社会分隔成越来越小的、只关注自身利益的群体，那么，它还是可能创造出更广泛、更一体化的身份。

承认个体可以与更大范围的公民有共同的价值观和期待，不一定非得否认个体的潜能和生活体验不可。体验可以汇总出经验，生活体验也可能只是寻常的体验。所以我们在现代世界永远不会摆脱身份政治，但我们可以引导它恢复相互尊重彼此尊严的宽广面貌。

当前时刻，如何把抽象概念转化成具体政策？可以从反对那些驱动身份诉求的具体滥权行为开始，比如警察对少数族裔肆意施暴，职场、校园等机构里的性骚扰和性侵。批评身份政治，不等于否认迫切的现实问题急需具体的解决方案。

在此之上，有个更大的待办事项：把小的群体纳入大的整体，在大整体的基础上构建信任和公民身份。我们要弘扬基于现代自由民主基本理念的、有信条的民族身份，并且运用公共政策，有意识地把新来者同化进这样的民族身份。

自由民主有自己的文化，必须予以推崇，使之高于那些拒斥自由民主的文化。移民、难民和公民身份相关政策是当前身份争论的核心，但问题远不止于此。正如亚当·斯密所言，身份政治根深蒂固，是因为穷人和边缘化团体不被他们的同胞看见。

因失去地位而产生的怨恨是从现实的经济困境开始的，化解这种怨恨的方法之一就是缓解对工作、收入、安全的担忧。尤其是在美国，大部分左翼人士几十年前就不再思考可能帮助穷人摆脱根本困境的宏大社会政策。

空谈尊重尊严，比提出切实减少不平等但是成本可能很高的计划容易得多。奥巴马总统是个例外，他的“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是美国社会政策的里程碑。反对者把“奥巴马医改”污蔑成身份议题，说它是黑人总统设计出来帮黑人选民的政策。

但它事实上是一项全国性政策，旨在帮助不富裕的美国人，无论他是哪个种族、何种身份。好在反乌托邦小说几乎永远不会成真。它可以想象当前趋势继续以夸张的方式发展下去会变成什么样子，提供有用的警告：《1984》成了极权主义未来的象征，给我们打了一剂预防针，让我们远离它。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更好的未来，充分考量社会日益增长的多样性，提供一副多样性得以推动共同目标，支持而不是破坏自由民主的愿景。身份是当今诸多政治现象基本的主题，从新民粹式民族主义运动，到伊斯兰主义战士，再到在大学校园里的争议。

我们不可能不用身份的语言思考自身、思考社会。但我们要记住，深居于我们内心的身份既不恒定，也不一定得自出生的偶然。身份可用于分裂，也可用于整合。这样才能救治当今的民粹主义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