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骚乱下，60岁王姐的谋生路

2026年11月11日，西班牙将迎来一场持续24小时的全国大罢工，这事早有预告。此次罢工由CCOO、UGT、CGT、CNT等工会组织发起，主要诉求包括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减少就业不稳定、控制物价以及保障住房可负担性。

外面的世界闹哄哄的，但对来这里创业的王姐来说，她只希望这些“疯狂”的人不要抢她的店。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寻路OutWilds（outwilds2026），作者：魏肖肖，编辑：李泽，题图来自：视觉中国暴乱之夜，一份53欧的账单2026年10月24日，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广场发生暴乱时，我和“锁喉哥”正在附近吃饭。

“锁喉哥”是山东小伙儿。去年，他在巴塞罗那街头裸绞小偷的视频传遍全网，这个绰号就叫开了。他看上去文质彬彬，衣服底下却藏着一身腱子肉，动起手来强悍得像一辆人形坦克。图为2025年“锁喉哥”抓小偷的现场画面不过一顿饭的工夫，抗议很快升级，一群统一着装的年轻人在街上打砸抢烧。

在西班牙待了十年的锁喉哥凭经验判断：“这儿不安全了，换个地方。”于是我们去了远离加泰罗尼亚广场的一家酒吧。在西班牙的中大型城市，酒吧生意几乎被华人垄断。随便走进一家，老板基本都是华人。

只是没想到，市中心不太平，居民区的酒吧也不太平。酒吧门外摆了六张桌子，其中四张拼成长条，坐满了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看肤色，拉美人和摩洛哥人居多。桌上堆着啤酒、香槟和西班牙小食，正中间立着一个生日蛋糕——看样子是在给谁过生日。

室外没有位子，我们只好挪到吧台。喝到第三杯啤酒时，门外突然传来一声巨响，紧接着是嘈杂的吵闹声。我俩对视一眼，又紧张起来。锁喉哥率先起身，我紧跟其后，以为暴乱扩到了这边。冲出去才看清：酒吧老板——一个看上去五六十岁的女人，身高不到一米六，头发白了一半——正死死揪着一个年轻人的衣服，涨红着脸，用西语反复说着一个词：“给钱！

”五六个小青年把她围在中间，为首的那个举着一把椅子，一下下砸着桌面，酒瓶滚落，在地上摔出刺耳的碎响。青年嚣张得很：“老太婆再不松手，就砸了你的店！”女人恶狠狠地盯着他：“给钱！不给钱不能走！

”看这架势，这群年轻人是打算明目张胆地逃单。我还没反应过来，锁喉哥已经走了过去。他先用流利的西语请对方把椅子放下，有话好好说。那青年斜眼看他，骂了一句脏话，抡起椅子就往他头上砸。我的心还没来得及提起来，锁喉哥的手臂已经出去了：一挡，一记肘击，青年应声倒地。

另一侧，同伴扑上来，被他一脚踹进了绿化丛。不等青年起身，锁喉哥转头问老板：“他们欠了多少钱？”老板有点没反应过来，懵懵地说：“53欧……”锁喉哥看向那几个青年。几个人很快认怂，凑足53欧，悻悻地走了。

图为王姐酒吧附近的现场照片怕这群人回头报复，我们索性在酒吧坐到打烊。聊起来才知道，老板姓王，山东青岛人，跟我算半个老乡。王姐谢了又谢，感慨道：“能遇到山东老乡不容易，遇到有良心的山东老乡更不容易……”在西班牙的华人里，浙江人最多，以青田人为主，其次是福建人，山东人的比例要小得多——碰上，确实是缘分。

临走，我们互留了联系方式。我跟王姐说，有麻烦随时打电话。锁喉哥也说，他家就住附近，过来一趟很方便。王姐硬塞给我们两瓶虾酱，说是自己发酵的，在这边能吃到家乡味不容易，一点心意，让我们务必收下。

文明的两幅面孔因为工作，我和锁喉哥最近天天混在一起。我们的另一个合作伙伴老安，这天刚从国内飞到巴塞罗那。当晚，我们三人又去了王姐的酒吧。一见面，我吃了一惊。她脸上多了一道指甲盖大小的伤疤，四周还泛着淤青。

我问她怎么了，是不是那帮年轻人又来闹事。王姐摇摇头：“这边的年轻人喜欢流窜作案，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会长期骚扰同一家店。这回是昨晚跟几个客人干了一架。”按西班牙的规定，酒吧的户外座位区必须在午夜12点前清空，之后只能进室内喝酒。

那天，四个拉美老头坐在户外，到了后半夜还不走，也不肯进屋。沟通无果，王姐动手清场，双方扭打起来。王姐却满不在乎：“反正那几个老头进屋后还点了不少酒，也不赖账。只要不赖账，就算好人。

”一旁的老安大吃一惊：“不是说西班牙是文明国家吗？”我说，“是的，有时候很文明，有时候不文明。”文明的地方在于，这边永远关注弱势群体。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约16%的人口、超过13亿人正经历着显著残疾，其中智力残疾约占3%——也就是每100个人里，就有3个。

在西班牙，我每天带娃去游乐场，路上常看到残疾人在公共健身区和常人一样锻炼。起初我很纳闷：难道是这里的残疾人比例特别高？后来才知道，是因为他们有足够多的活动空间、相对安全的基础设施，以及——旁人真的把他们当普通人。

对孩子的照顾也是一样。在居民区，每隔两三百米就有一处围栏围起的露天儿童游乐场；即便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商业区，走不出一公里也能找到一个。图为街区儿童游乐场一角在号称“遍地是小偷”的巴塞罗那，法律规定偷窃400欧元以下属于轻微罪行，警察不管。

当地人的解释是：小偷大多是穷人，穷人属于弱势群体，出于人道主义，不追究轻微盗窃——于是偷窃似乎天然有了某种合法性。到如今，即便被偷的是400欧元以上，警方大概率也只给你一张回执，记录在案，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一半是习以为常的懒政，一半是监狱装不下这么多人。以保护弱势群体之名，过一种“差不多”的日子——这究竟算文明，还是不算，很难说清。类似的事还有“Okupa”，也就是强占房：房子无论什么原因闲置超过一定期限，被难民、黑户、无房者这类弱势群体占住，如果对方家里还有孩子，房主大概率要不回来。

就算打官司，流程至少要两年，最后多半还是那句“人道主义”——轻微犯罪不追究，弱势群体要保护。这也是非法移民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这边涌的原因之一。近来欧洲多国骚乱频发，文明被裹进大火、抢劫和暴力犯罪里。

看似如出一辙的孤立事件，其实是结构性矛盾的总爆发。从宏观上看，俄乌战争切断了北溪管道，欧洲失去了俄罗斯的廉价天然气，只能转向价格更高的美国液化天然气；美伊战争让承担全球约20%石油及石油产品运输的霍尔木兹海峡被封，欧盟天然气价格短期内暴涨约70%，柴油涨30%，汽油涨15%……叠加长期积累的经济结构压力，政府没有足够资源回应社会诉求，民众——尤其是年轻人——的不满达到顶点。

更麻烦的是民生：物价和房价一起飞涨，工资却几乎纹丝不动。图为西班牙国民超市Mercadona十年间的物价对比老安啧啧称奇，转头问我：“你说的这些，不是战争就是经济、政府的问题。难道这边的年轻人自己就没有一点责任？

”这么一问，让我想起去年认识的一个西班牙朋友。他叫莱昂，27岁，在一家酒店做行政助理。名义上是每周40小时的稳定工作，但我发现他闲得很。比如上班时间，他可以不在岗，去参加性少数群体游行。

按他的说法，为少数群体争取权益而上街，雇主不能解雇，也不能作任何纪律处分，最多扣掉外出那几个小时的工资。于是，日常摸鱼加上偶尔上街，他真正干活的时间每周不超过20小时，工资也少不了多少——“上一休一”的格局就这么形成了。

他其实对那些活动并没有多大兴趣，只是想借机过自己的日子。按他的说法，他在年轻人里已经算对工作认真负责的了。他还有早就实现“上一休一”的朋友——只不过那个“上一休一”，是上一年班、休一年。

操作很简单：干满一年，就想办法让老板把自己辞退，然后领失业金——前180天拿原工资的70%，第181天起拿60%。这笔钱加上前雇主的赔偿，够活一年。钱花光了再去找份工作，如此重复。

照这个路子，一辈子只要让雇主累计交够15年社保——不必连续——退休就能领养老金。如果中间有中断或少缴，金额偏低，还可以向社保局申请待遇基准线，大约1300欧。总之，人道主义政策加上法律漏洞，多争取几次，每月800欧的退休金总能提到1300欧。

再加上免费的公立医疗，日子够过了。想到这些，我告诉老安：这大概就是你问的“年轻一代的责任”。当福利撑不下去的时候，就去打砸抢奢侈品店——既释放了无处安放的荷尔蒙，又能拿到一点“生活补贴”。

老安听得连连点头，喃喃自语：“欧洲年轻人这样，那王姐这边上了年纪的老赖，估计也差不多？”王姐叹了口气：“上了年纪的老赖，倒没年轻人搞得那么激烈。就像昨晚清场那事，客人非要在室外喝，我已经被罚过两次了：第一次500欧，第二次1000欧。

绝不能再有第三次，第三次就是3000欧，还可能吊销露台执照。我一个女人，本来不愿意跟人起冲突，可这么多年被他们逼的，一言不合就得干。这边的人欺软怕硬，你越强势，他越怂。我以前连架都不会吵，现在用西语骂人、动手打人，全学会了。

”老安这次听得连连摇头：“没想到，没想到……”这时店里客人还不多，王姐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们聊天。我问她：“这么大的店，怎么只有你一个人？”王姐指了指不远处的街道：那边还有一家店，她老公一个人守着。

夫妻分开经营赚得多，只要勤快，两个店面一年净收入能有10万欧元。但辛苦是真辛苦：凌晨4点起床备货，6点多开门，中午歇两个小时，再营业到午夜11点、有时到凌晨1点。只要不是大病，全年无休。

请人做又不划算。老外不敢雇——随时可能溜出去摸鱼；就算他愿意一直待在店里磨洋工，万一工时超了，他一举报，挨罚的是雇主。雇勤快老实的华人，先得看有没有合法身份。没身份就是打黑工，被客人举报，罚的又是雇主。

更吊诡的是，黑工可以举报自己——举报雇主收留他。前些年，黑工被定义为弱势群体，靠这一手能拿到合法身份，挨罚的只有老板。所谓“前人伐树，后人遭殃”，从前还有华人老板愿意收留走投无路的黑工同胞，现在几乎没有了。

剩下最后一种可能：合法雇一个身份齐全的华人。按巴塞罗那餐饮业集体协议，月薪约1800欧、一年14薪，工人年收入约2.5万欧，雇主的实际支出要到3.3万欧左右。这样一个小酒吧，雇一个人，一大半利润就没了。

所以王姐一个人身兼数职：老板、服务员、咖啡师、厨师、清洁工、收银员、会计。一大早，她开门、开灯、预热咖啡机，清点啤酒、检查冰柜，摆好吧台、擦净桌子，备好面包、牛角包、薯片和橄榄。再把收银机的零钱备齐，检查展示柜。

客人一到，她一个人做咖啡、开啤酒、热面包、收钱；趁翻台的间隙洗杯子、抹吧台。午休客人少时，收桌、洗碗、擦厨房、倒垃圾、拖地，中间匆匆吃一口，抽空去趟卫生间。如此循环，直到打烊。王姐感慨，只要有钱赚，辛苦一点没什么。

她来得晚，2022年才到这边开酒吧，跟那些靠开酒吧已经实现财务自由的青田老移民比，自己这点努力不算什么。“60岁，正是奋斗的年纪。”她打算再干十年就退休，然后夫妻俩回国享清福。疫情后的“出海”2019年，王姐一家人还住在青岛。

这一年，她三十岁的儿子谈了个女朋友，准备五一结婚。最后因为房、车和彩礼没谈拢，婚事告吹。提起这事，王姐还是感慨：“不怪人家女方，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谁不想过好一点的日子。何况我儿子大专毕业，一直没个稳定工作。

”婚事黄了之后，王姐和老公商量：把市场里经营多年的卤海鲜摊位转出去，开一家海鲜饭馆。凭多年的手艺，五年内总能多攒出一些钱。老公想了几个晚上，答应了。他们向亲戚借了20多万，加上多年积蓄，接手一间60多平米的转让饭店。

前前后后忙了半年，从简单装修到开张，生意刚有起色，疫情来了。2020年，堂食改外卖，连成本都盖不住。2021年，病毒反复，看不到头。房租和损耗压着，王姐决定关门。一筹莫展时，一位2000年初就来西班牙谋生的远房亲戚给了她新的希望。

在亲戚的劝说和指点下，夫妻俩决定“出海”。按亲戚画的蓝图：先去厨房打工，再把工签转成老板签，开一家酒吧。可对开酒吧的亲戚来说，办餐饮类的西班牙工签并不容易。幸好当时西班牙肉类加工业——尤其是屠宰、分割岗位——严重缺人，属于官方认定的“难填补”职业。

借着这个缺口，他们最终办下了肉厂的工作签证。这种“肉类分割操作工”的工签，不要求语言，也没有技术门槛。夫妻俩一边上班，一边自学西语，干满一年，终于有资格申请变更居留类型。随后在亲戚的帮助下，他们接手了那家转让的酒吧。

也就是我们此刻坐着的这家。亲戚不只给了他们出海的机会，还手把手地教：怎么提高翻台率，怎么做酒单，怎么有针对性地学语言、跟客人打交道。跟着做了三个月，王姐自己能上手了。亲戚飘然而去，过上了养老的日子。

王姐想，只要够勤奋，好日子总有盼头。可接下来等来的不是好日子，是一沓税单和罚单。她事先并不知道，这家酒吧欠着三年税款；亲戚也没告诉她，厨房没有明火资质，排烟口不合规。她想着做点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自己发酵虾酱，卖给华人多一份收入——结果被邻居举报在家里“煮屎”，又罚了一笔……前债未清，新债又起，王姐陷入绝望。

更气人的是，开了几个月，她发现本地邻居从不进店，看她的眼神总带着敌意。后来才知道，这家酒吧多年接待瘾君子，邻居早就恨透了这个门脸。王姐忍不住去问转店给她的亲戚：怎么会是这样？亲戚受不了这种“冒犯”，开始算细账：帮他们办的肉厂工签，交给中介至少值1万欧元；

落地后办住家证明、银行卡、保险、公证翻译、去移民局按指纹、办公共医疗卡，这些琐事加起来又值1万；更关键的是，手把手教两个新人经营酒吧，这几个月的心血，难道不比明码标价的生意更值钱？

王姐却认为，除了亲戚陪着跑腿，该花的钱都是自己出的。她承认这份帮助，也承情，但不至于这样明码标价；就算要标价，也该敞开说，而不是利用信息差，把一个乱七八糟的店转给自己。亲戚只丢下一句：国外就这样，别拿国内的生活逻辑套这边。

想不通，那就绝交，以后别见了。王姐怎么都想不通，气出一场大病。后来几次想把亲戚的电话、微信全拉黑，终究没狠下心。双方近一个月没说话。转眼到了王姐接手酒吧的第一个夏天，店里的空调坏了。

在西班牙，夏天装空调、修空调都不是容易事：人工贵，安装或修理的费用跟买台新机差不多，旺季的安装费甚至比机器还贵一倍；效率又低，高峰期等一台空调装上往往要一个多月——等装好，夏天也过去了。

王姐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打听能马上装空调的商家，无果。没办法，她又联系了亲戚，求个门路。亲戚把她拉进一个“西班牙—山东老乡”群，让她自己问。华人的空调师傅大多没有安装资质，属于打黑工，但胜在快，值得冒这个险。

图为朋友去年找华人师傅安装空调的费用，不包含空调本身都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何况在人生地不熟的海外。结果，王姐在群里找来两个师傅：一个放了她鸽子，另一个是骗子。最后她买了台高功率大风扇放在店里，硬扛过了夏天。

等本地师傅来换空调，已经是秋天。暴风雨前的鸽子2026年10月31日，是24日暴乱之后，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扬言“再出动”的日子。那天我带4岁的儿子去市中心玩，发现不少商家已经在未雨绸缪：给落地玻璃窗钉上了木板。

新媒体时代，尤其以TikTok为首的社交网络，让年轻人的集体行动变得前所未有地便利。不必再像从前那样上街临时结伙，他们在TikTok上发信号、拉群、定目标、设计逃跑路线。善用社交网络的不只是年轻人。

中年人也有自己的组织方式——在工会号召下，约好同一时间，全国大罢工。图为10月份爆炸后未被及时清理的煤气罐和摩托车残骸巴塞罗那的街区依然美丽，西班牙人依然热情，地中海的阳光依然刺眼，但一场看不见的暴风雨，在空气里几乎有了实体。

儿子还小，他不知道当晚的加泰罗尼亚广场会发生什么，只知道此刻喂广场上的鸽子很快乐。很快，面包喂完了，他问我还有没有能给鸽子的零食。我打开书包给他看，空的。这时，一个推着购物车的流浪汉路过。

车里塞满杂物：旧盆子、盘子、衣服、书、简易被褥，还有些叫不出名字的电器。他慢慢从车底掏出一包刚开封的大米，递给我儿子。儿子不敢接，怔怔地看着我。流浪汉也转过头，示意我收下，好让孩子接着喂。

我心里清楚，他找口吃的并不容易，这大半包米够他吃两天，于是谢过他的好意，连连摆手拒绝。他硬塞到我手里，笑着说了一句：“孩子开心最重要，祝你们玩得开心。”然后推着购物车走了。图为西班牙流浪汉当天晚上，我和锁喉哥、老安又去了王姐的酒吧。

王姐脸上的伤痕淡了不少，只是那双一贯疲惫的眼睛里，又多了一层暗淡。转头再看，酒吧的玻璃窗上多了蛛网一样的裂痕。我问她玻璃窗怎么回事。她说不知道被谁砸的，不过砸了也没用，店里从不放现金。

老安问，会不会是瘾君子？王姐说不是，瘾君子没那力气抡锤子，肯定是年轻人干的。不过也不重要，反正国民警卫队那帮饭桶抓不到人。说完，她蹲在大烤箱前，盛出一大盘刚烤好的土豆饼：“尝尝，我新发明的，配点橄榄，味道不错。

”我们三人坐在吧台，一边喝酒一边分食土豆饼。王姐照旧忙前忙后，去招呼别的客人。一直到深夜，店里只剩下我们和王姐四个人。王姐长叹一口气，坐在椅子上发起呆来，满脸说不清的落寞。她望着窗户，喃喃自语：“这样下去，我可能再干不了十年了，两年都撑不到。

他们还约好了双11那天全国大罢工，到那天会是什么样，我都不敢想。”窗外，一阵尖叫和鞭炮声过后，不远处的垃圾桶又燃起熊熊火焰。而垃圾桶另一侧的小公园里，临时搭起的舞台上，歌手正唱着欢快的歌。

灯火通明，人流如织，西班牙人、吉普赛人、南美人面朝歌手载歌载舞，仿佛隔壁年轻人的暴乱根本不存在。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寻路OutWilds，作者：魏肖肖，编辑：李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