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欢乐颂》背后的故事

一首愤怒的赞歌，一首救赎的赞歌，也是一封写给“可能”的永恒情书。“日复一日，我正朝着那个我虽能感知却无法言说的目标迈进，”路德维希·范·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年12月16日–1827年3月26日）在写给儿时好友的信中写道，以此在听力开始衰退时鼓舞自己的韧性。

一年后，在完成第二交响曲后不久，他给兄弟们写了一封令人惊叹的信，讲述战胜苦难的喜悦，并在信中下定决心：啊！在我产出我感到有责任去创造的一切之前，我怎么可能离开这个世界？那一年，他开始了——尽管当时他尚不知情，正如我们永远不知情一样——那漫长孕育的过程，这孕育出的不仅是他最伟大的创作与精神胜利，不仅是音乐史上革命交响曲、为流行歌曲播下种子的转折点，更是人类最高艺术的永恒杰作：从混乱中创造意义，从悲伤中创造美。

跨越时代，“欢乐颂”浩瀚而永恒，超越所有时空，同时又将其压缩成某种如此亲密、如此即时的事物，以至于仿佛除了这无处不在的“可能”这一奇点外，别无他物存在。在其宏大的戏剧中，蕴含着绝对的宁静；

在其反抗中，是一片避难绿洲。它的创作故事本身就像这部杰作一样充满活力——或者说，它的故事正是其活力的原因。约1804-1805年，约瑟夫·威廉布罗德·马勒（Josef Willibrord Mähler）绘制的贝多芬肖像。

（可购买印刷品。）在波恩大学旁听康德讲座的少年时期，贝多芬便被先验唯心主义和启蒙运动的思想所迷住——这些思想弥漫在弗里德里希·席勒的诗歌中。其中一本诗集成了年轻贝多芬最珍视的书，为将其谱曲的梦想拉开了序幕。

（一首永恒的诗被谱成音乐，有着一种独特的魔力。）其中一首诗尤其令他着迷：当贝多芬十五岁时，革命的电光火石精神充斥着欧洲的空气，席勒的《欢乐颂》本质上是一首自由颂——这是启蒙精神的炽热宣言，即如果自由、正义和人类幸福被置于生活的中心，并成为其首要的奉献，无论是政治上还是个人上，那么和平与仁慈将作为必然的后果笼罩人类。

席勒曾写道，这是“给整个世界的吻”，而少年贝多芬渴望成为“可能”的嘴唇。这个极乐的梦想在不到十年后就结束了，因为恐怖统治将断头台的利刃砍向了玛丽·安托瓦内特，随后又砍向了成千上万颗头颅以及他们所承载的梦想。

席勒临终时认为他的《欢乐颂》是个失败之作——一个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幻想，一部或许对他、或许对寥寥几人有用的艺术品，但“对世界无益”。年轻的贝多芬是少数被触动的人之一，而这已足够，甚至绰绰有余——他取来席勒那束充满可能性的光芒，透过自己天才的镜头将其放大，照亮了全人类，照亮了永恒。

数个世纪后，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的野蛮世纪里，另一位罕见的先知——理解到“艺术不是玩物，而是必需品”的丽贝卡·韦斯特——会思考那些罕见的少数人如何帮助其余人类度过难关，她观察到：“如果在接下来的百万代中，每一代都只诞生一个不会停止探究自己命运本质的人，哪怕命运正在剥蚀和鞭挞他，终有一天我们将读懂我们宇宙的谜题。

”当席勒的诗在贝多芬的想象中酝酿成熟时，长达十年的拿破仑战争正在剥蚀和鞭挞欧洲。当拿破仑的军队入侵并占领维也纳——贝多芬二十一岁时搬来此处向他的伟大音乐偶像海顿学习——大多数富人都逃到了乡下。

他与兄弟、嫂子和年幼的侄子一起在城里避难。三十九岁且几乎完全失聪的贝多芬发现自己“在最集中的形式中遭受着痛苦”——这种痛苦“深刻地影响了身心”，以至于他“几乎没有产出连贯的作品”。

在不确定和痛苦的漩涡深处，他写道：我不久前建立起来的存在只是建立在摇摇欲坠的基础之上。我看到和听到的都是一种破坏性的、混乱的生活：只有鼓声、大炮和以各种形式呈现的人类苦难。那年春天，海顿的去世加深了他对生活的绝望。

接下来的六年是持续不断的痛苦。他的爱得不到回应。他与一个兄弟疏远，那个兄弟娶了贝多芬不喜欢的女人。另一个兄弟去世了。他卷入了一场无休止的法律斗争，争夺年幼侄子的监护权。他卧床一年，患有一种他称之为“炎症性发热”的神秘疾病，饱受头痛欲裂之苦。

他的听力几乎完全恶化。他对新音乐发展的时髦神秘主义感到厌恶，因为那容不下对他而言既是艺术最真实素材、也是最真实产出的原始人类情感。威廉·布莱克为《约伯记》所作的一幅画，1806年。

（可购买印刷品。）不知何故，他坚持作曲，这一行为本身成为了支点，贝多芬借此将自己从黑洞中拉起，停驻在新时代巨大创造力产量的视界边缘。当布莱克——这位在悲剧天才的局外人特质上与他如出一辙的人——在描绘天上的音乐时，贝多芬正用音乐将一个可能的“天堂”建立在幻灭的大地上。结果他最终进了监狱

1822年一个秋日，这位52岁的作曲家穿上他那件破旧的旧大衣，准备在城里进行一次短暂的晨间散步，脑海中却思绪翻涌。散步一直是他进行创造性问题解决的主要实验室，因此这次晨间漫步演变成了一场沿着多瑙河进行的漫长而半意识状态的漫步。

在一种典型的、标志着“心流”这一强烈创作状态的自我遗忘的体现中，贝多芬忘记了时间、距离以及自己身体的生理需求。贝多芬（Julius Schmid 绘）他不停地走，头也不戴帽子，全神贯注，直到下午，他发现自己已经饥肠辘辘、筋疲力尽，却浑然不觉，最终在远离城市的乡间一处河盆地带衣衫不整、迷失方向地游荡。

在那里，他因“行为可疑”被当地警察逮捕，被当作一个没有身份证明的“流浪汉”关进监狱，并因为声称自己是伟大的贝多芬——当时他已是国家偶像，拥有著名的协奏曲和奏鸣曲作品集，以及整整八部交响曲——而遭到嘲笑。

这个流浪汉愤怒不已，直到接近午夜，警察才派了一名紧张的军官去叫醒一位当地的音乐总监，贝多芬要求此人必须能认出他。瞬间认出。正义的愤怒。道歉。立即释放。更多的愤怒。更多的道歉。贝多芬在释放他的家中过夜。

清晨，镇上充满歉意的市长派人把他接上，用市长的马车送回维也纳。究竟是什么让贝多芬如此分心，以至于忘记了空间、时间和自我？那是因为，在受施勒尔的诗篇吸引二十七年后，他终于有了将这首诗付诸音乐创作的狂野构思。

他已经在脑海中思考了数月之久。“欢乐颂”将成为他毕生成就的巅峰——他第九部也是最后一部交响曲的合唱终曲。这将提炼出他创作生涯中那种超越性的痛苦：如何融合愤怒与救赎，诗歌的慰藉与音乐的戏剧性；

如何将他自己诗意的愤怒转化为美、生命力和意义的源泉；如何将他见证并遭受过的人类黑暗转化为某种炽热发光的东西，某种超凡脱俗的东西。亚瑟·拉克姆（Arthur Rackham）为格林兄弟童话所作的1917年罕见插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