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超强厄尔尼诺逼近之时，为气候“定价”的人走了

2026年10月30日，威廉·诺德豪斯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家中去世，享年85岁。他最为人熟知的，是因“将气候变化纳入长期宏观经济分析”而获得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就在诺德豪斯去世前一个月，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数据：2026年8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8月，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65°C，海表温度刷新同期纪录。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确认，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形成，其峰值强度预计将超过1982年、1997年和2015年三次历史级事件。

诺德豪斯若还在，大概会用他维护了几十年的模型算一笔账：这场即将到来的气候冲击，会造成多少农业损失，多少基础设施损毁，多少生命健康的代价——然后，再把这些数字，与今天削减一吨碳排放的成本放在天平的两端。

在无人问津时入场

1970年代，当诺德豪斯开始思考气候与经济的关系时，这个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关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而气候科学家也无意将市场行为纳入他们的方程。诺德豪斯在耶鲁的办公室里，独自面对一个当时看来过于遥远的问题：经济增长的副产品——温室气体排放——最终会以何种方式反噬经济本身？

他的答案在1990年代成型，那就是DICE模型（动态集成气候-经济模型）。这是一个考察碳排放、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关系、影响深远的模型，其核心逻辑是把减排当作一种“投资”来管理，用成本-收益的尺度，在漫长的时间跨度上寻找一条使人类整体福利最大化的气候政策路径。

在这个框架下，模型计算的是：什么样的减排路径和碳价水平，能在“今天减排的成本”与“未来避免的气候损害”之间取得最优平衡。用诺德豪斯自己的话说，气候变化是“经济增长有害的、非故意的副作用”，而 DICE 要做的，就是给这个副作用定价，让市场参与者把原本不必承担的外部成本内部化。落到政策上，诺德豪斯主张的正是碳税——让每一吨碳的价格，反映出它对社会造成的真实成本。

争议中的坚持

虽然诺德豪斯是气候倡导者，但他坚持认为，不计成本地追求某个温度阈值，在政治上不可持续，在经济上也未必明智。他的模型得出的“最优”升温路径，曾多次引发批评。

早期版本中，DICE模型推算出的经济最优全球变暖幅度约为3°C左右，高于《巴黎协定》追求的1.5°C或“远低于2°C”目标。批评者认为，诺德豪斯的模型对气候损害的估计过于保守，贴现率设定低估了子孙后代的福祉。气候活动人士指责他变相为迟缓的行动提供了学术辩护。

对于这些指责，诺德豪斯回应道，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行动”，而在于“以多快的速度、花多大的代价行动”。他支持的是“有分寸的”气候政策：逐步提高碳价，给市场和技术迭代留出时间，而不是骤然切断经济增长的能源命脉。

这种立场让他两头不讨好。激进派嫌他太慢，否认派嫌他多事。但他留下的制度遗产，却比许多更响亮的口号走得更远。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某种程度上正是他生前倡导的“气候俱乐部”构想的现实版本：俱乐部成员内部实行高碳价，同时对非成员国的进口商品征收碳关税，用贸易杠杆倒逼全球参与。

今天，全球已有数十个碳定价机制在运行，碳税从一个边缘学术概念，变成了财政部长和气候谈判代表桌上的常规选项。

一部未竟的“使用手册”

诺德豪斯身后留下了一部著作，书名朴素得近乎教科书——《绿色经济学》。书里反复阐述的核心逻辑，与他毕生的研究一脉相承：气候问题的根源，是经济活动的“溢出成本”没有被计入价格。除了碳税、DICE模型、“气候俱乐部”，书里还有一些格外实用的讨论。

比如绿色税收的设计细节：碳税收入如何使用——是返还给家庭、削减其他扭曲性税种，还是投入低碳研发，不同的选择决定了政策能否在政治上站住脚。

再比如对ESG投资的冷静评估：诺德豪斯并不认为靠投资者的道德偏好就能替代价格信号，披露和评级可以补充碳价，但不能假装自己是碳价的替代品。

还有他反复提到的“无悔原则”：那些即便气候损害最终没有预期严重、也依然值得做的事——提高能效、减少局部污染、改善公共交通——本身就值得推进，不必等全球协议谈成。

在超强厄尔尼诺逼近、气候损害日益具象化的当下，《绿色经济学》这本书谈不上提供答案。它能做的，是把损害和成本放进同一张表里，让人在“先做什么、做多快”的问题上，至少有一个可以核算的起点。诺德豪斯一生的工作方式大抵如此：不靠口号，先把账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