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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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时我19岁，被关押在伊朗和巴基斯坦边境的一座小监狱里。我是在试图非正常越境进入巴基斯坦时被捕的。我在那座监狱里遇到的所有人，都与边境问题有关。这是一个狭小的空间，牢房拥挤不堪、卫生状况堪忧，但里面却关押着极其多元的人群：当地的走私犯、大型毒贩、无证外来劳工和难民；

伊朗人、阿富汗人、巴基斯坦人，以及那些世代在这些土地上自由迁徙、如今却因违反民族国家的领土秩序而受到惩罚的俾路支（Baluch）男子。多种语言同时交织。不同的历史、地理和生存方式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汇聚交融。

然而，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点。由于种种原因，我们都拒绝尊重边境。国家通过一种单一的想象来看待我们：我们将被视为罪犯、闯入者或需要被控制的非法实体。然而，我们却被不同的想象所驱动。我们每个人都想象了一种超越边境的生活，并根据这种想象采取了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监狱并不仅仅是关押越境者的地方；它将那些诉求与民族国家的领土想象发生碰撞的人们汇聚在了一起。

那段监狱经历或许是我成为一名边境学者原因之一。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我上过的最重要的边境研究学校（border studies）。牢房里以及在监狱院子里短暂放风时的交谈，都围绕着边境展开；它们是如何运作的，是如何被强制执行的，最重要的是，它们是如何被规避的。这座监狱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知识生产场所：它不仅分享生存策略，更是对无视监狱高墙或国家边境的想象的演绎。

多年后，在斯德哥尔摩北部的一座监狱里，我采访了一名人蛇（human smuggler），他告诉我他把自己视为一名建筑师：“我设计一段旅程，就像建筑师设计一栋建筑一样，”他说。这个比喻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建筑师想象并设计尚不存在的结构。他们的工作始于将尚未可见的事物可视化能力。同理，人蛇设计了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不可能实现的越境方案。人蛇的工作包括在边境看似封闭的地方构想路线，在国家强加分离的地方建立联系，并在人们被边境剥夺流动自由时设想流动的可能性。

人蛇在看似不可能的情况下推测各种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人蛇的“建筑学”是对一种拒绝国家通过边境表达的想象力的演绎。

人类走私（human smuggling）与建筑学之间的相似性，帮助我理解了想象力、逃亡性（fugitivity）与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虽然逃亡性和想象力面向未来、面向尚未实现的可能性，但国家权力往往依赖于植根于共同血缘、血统和归属神话的、面向过去的想象。

国家对这种关系充满敌意，因为它暴露了边界作为政治建构的本质，这些边界是可以被重新想象、协商和跨越的。同资本主义一样，民族国家依赖此类想象来巩固其对总体性的诉求，这使得人们很难想象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体系之外的世界。

正是因为想象力开启了其他世界可能性，国家往往将其视为一种威胁

在我们周围的世界里，为了维护那些试图限定生命、流动性和自由之边界的想象，人们正在被禁锢、驱逐、噤声并被视为可以抛弃之物。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由两种黑暗力量交汇塑造的历史交汇期：摧毁生命、制造死亡并导致流离失所的无界战争（borderless wars），以及拒绝给予那些寻求生存者以流动性的无休止边界（endless borders）。

两者共同作用，催生了流亡的生命与流亡的身体。但它们也催生了逃亡的想象（fugitive imagination）——这是一种不可磨灭的能力，能够构想并实践超越那些试图遏制它的世界的生命。

哲学家通常将想象力定义为在头脑中保持那些感官知觉中不存在的事物的能力。它也是构想组织社会现实的替代方式的能力。正是因为想象力开启了其他世界可能性，国家往往将其视为一种威胁。以国家为中心的想象通过符号、叙事和仪式，将历史呈现为连贯且完整的状态。因此，颠覆国家想象霸权的能力被定为刑事犯罪、遭到压制和迫害。从这个意义上说，逃亡性与想象力是密不可分的。

逃亡者（fugitive）是指逃离严酷机构和境况的人。逃亡者是法外之徒：一个躲避敌对法律的人。历史上，这个词指代被奴役者对奴役制度、其非人化逻辑以及建立在榨取无偿劳动力基础上的政治经济的反抗，后者旨在使棉花、烟草和糖等经济作物的利润最大化。

逃亡性是对禁锢的回应，因而是解放的行动，不仅是为了摆脱奴役残酷的物质条件，也是为了摆脱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所塑造的被奴役主体的强加形象。逃亡性是一种逃离的方式，也是一种认知的方式。

当19世纪美国非裔争取自由与民权运动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开始学习阅读时，他的奴隶主休·奥尔德（Hugh Auld）予以禁止，并宣称如果道格拉斯学会了阅读，“那就再也关不住他了”。奥尔德认为，一旦能够阅读，道格拉斯就不可避免地会渴望写作，而“一旦做到这一点，他就会带着自己逃跑。”

这句话非常引人注目。它暗示了被奴役者与被奴役的身体之间存在着一种区别。所谓的“带着自己逃跑”不仅仅是物理上的逃离；它是对个人想象力和人性的重新夺回。在黑人的身体被化为资本的奴隶制下，逃亡作为一种盗窃行为被判定为犯罪。

逃亡者受到法律的追缉，因为他们被认为从奴隶主那里偷走了财产：他们自己的身体。实际上，他们只是在夺回最初被盗的东西。如果身体的囚禁取决于精神的囚禁，那么意识的解放就成了身体获得解放的前提条件。

这种解放孕育了新的主体性，并为想象先前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创造了条件：超越锁链、边界和禁锢的生活。奥尔德对道格拉斯识字能力的焦虑恰恰反映了这种逻辑。他所恐惧的不仅仅是劳动力的流失，而是一个不会服从种族想象的主体的出现；“他会带着自己逃跑。”

识字与解放密不可分，而教育则成为了逃亡性的

逃亡的状态源于一种激进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能够构想出压迫之外的生存状态。作为对囚禁的拒绝，它需要一种内在的转变——一种意识的重新定位，使得逃跑在最初成为可能。这就是想象力的变革力量：它使主体能够察觉到超越统治所强加限制的可能性。

正如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在《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1961)》中所提醒我们的那样，抵抗通过意识的激进转变，开辟了一条通往解放的道路。

因此，逃亡是对被物体化、被分类以及被简化为殖民想象所强加的单一身份的拒绝。从臣服到自由，从殖民想象到逃亡想象的转变，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也是培养可以被称为“拒绝的意识”的过程。

尽管面临禁令和危险，道格拉斯仍然秘密地追求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