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外胚胎案”：风暴之中，不能离婚的妻子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新周刊 ，作者：花瓢白，编辑：詹腾宇江苏无锡的朱女士，因偶尔发现丈夫手机里一条医院手术的通知短信，得知丈夫瞒着她准备与第三者培育试管婴儿。她的人生因此急转弯。

这桩婚外胚胎案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婚姻形态里的一个奇观，但朱女士想讲的，不只是一个“受害者”的故事。10月14日，是朱女士的45岁生日。18岁的女儿在零点发来信息，祝妈妈“身体健康，击败黑暗”。

朱女士很喜欢“击败黑暗”这句祝福。在这场早已名存实亡的婚姻中，女儿是把她“叫醒”的那个人。2025年11月1日晚上，当她看到丈夫手机里那条通知丈夫与第三者去做试管婴儿手术的短信时，女儿对她说了一句：“妈妈，你要装睡到什么时候？

”与丈夫对质后，朱女士得知他不仅早已婚内出轨，还与第三者持伪造的结婚证，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成功完成了试管婴儿胚胎培育，因为第三者难以生育，只是尚未进行移植手术。朱女士从丈夫手机中看到的短信。

（图/受访者提供）一天后，朱女士带着结婚证到医院确认了胚胎的存在，要求销毁胚胎，却遭到医院拒绝。医院称他们并无此权限，只能暂时将其封存。若男方离婚后与第三者取得合法证件，仍可继续移植。

她为此向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投诉，但上海卫健委表示无相应职责，建议她通过司法途径主张权利。在深切体会到丈夫的绝情和步步为营，确定这场婚姻无可挽回后，朱女士带着女儿搬离了原来的住所。

朱女士的遭遇或许不是第一例，但她是全国首位要求处置“婚外胚胎”的妻子。此后，她走上了漫长的维权之路。虽然频繁因此事上热搜，也经常被抹黑和网暴，但她并不感到特别累心。她甚至有点“受宠若惊”，从未想过自己一个家庭主妇会以这种方式进入大众视野。

朱女士在维权的路上。（图/受访者提供）她告诉《新周刊》，生日当天她第五次前往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跟进关于“假结婚证”的刑事立案监督，递交补充线索和材料。从曝光案件的那天起，朱女士就意识到这一定是一场持久战：“对于任何一位女性来说，发生了相似的事情，或者说只要走上司法维权这条道路，那就没有短平快可言，而且（结果）绝对是双输。

”假结婚证与真胚胎2025年年底，朱女士经历了最纠结也最难熬的时刻。是忍气吞声，将这件事情彻底盖住，还是站出来让大家知道存在这样一条“婚外试管婴儿”的路径，尽管法律没有规定它是违法的？

这艰难得近乎人生道路的选择。旁人都觉得，面对破裂婚姻的她应该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做一件吃力不讨好、无法转化为经济价值的事情。最终让朱女士下定决心的，是她得知身后还有其他有同样遭遇的受害者。

朱女士透露，在调查过程中，她才知道社会上有跟她一样的受害者存在，还有服务于不孕不育的第三者的中介机构存在。这些机构了解全国有哪些医院可以做婚外试管婴儿，因为每个医院对证件的审查标准不一。

但是其他受害者无法像她一样站出来。有些是顾虑到孩子，有些是碍于现实和经济上的压力。“大多数都是在看，看我这盏灯什么时候灭，她们就知道能走多远。”朱女士说。刚过完45岁生日的朱女士。

（图/受访者提供）目前，她在走的司法程序一共有四条线，但都不尽如她意。关于“婚外胚胎”案，今年7月30日开庭后未当庭宣判，至今没有回音。8月5日，朱女士丈夫通过电话回应媒体，称在三方律师的见证下，他已主动向医院申请销毁了胚胎。

朱女士此前并不知情，并坚持认为丈夫在玩“文字游戏”，所谓的三方没有法院方和公证方。她第一时间向法院提交了质证意见，至今未收到回复。至于伪造结婚证，公安机关已在今年对朱女士丈夫与第三者分别处以五天的行政拘留。

朱女士至今未见过那张假结婚证的原件，只在开庭时见过复印件，认为其中仍存在诸多疑点：这张假证哪来的？购买和伪造行为是否涉嫌刑事犯罪？她还在申请刑事自诉，追责丈夫重婚罪，先后在上海和无锡两地的公安局和法院共提请了八次。

朱女士和律师以研究生毕业论文的规格写了厚厚的两套资料书，但每一次都被驳回：公安局以“没有重婚罪的犯罪事实”为由不予立案，法院也反馈因证据不足不予受理。朱女士也曾向上海卫健委投诉，对方建议她通过司法途径主张权利。

（图/受访者提供）但朱女士仍在做第九次努力，并向法院起诉第三者，要求其返还夫妻共同财产。她一直强调，这些举动不是要把丈夫拎出来“围攻”，也不是要借助舆论增加离婚筹码，而是希望大众看到，“婚外胚胎”如何踩在法律的空白地带上：婚外情的两个人一旦动了歪心思，就可以通过办假结婚证到三甲医院做试管婴儿，并且这些婚外胚胎可以被长期保存。

这是一道能持续撕裂家庭、压抑受害一方的口子，开不得。这不仅仅是一起普通的家事纠纷。“我相信所有科技手段的进步都是造福人类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把所有的口子都放开了，就会给很多不法分子或者有私欲的人一个钻空子的机会。

”“睡美人式”的婚姻最近，朱女士又去染了头发。她的理发师对她说，她这三个月以来白头发的增长速度，比原来五个月的还快。许多人劝她离婚以平息这场风波，但她不同意，觉得一旦离婚，这个“婚外胚胎”就会被合法化。

“我真的做不到你给我一笔‘封口费’，然后我就拿着这笔钱去全世界旅游，当这件事情没发生过。”朱女士和律师以研究生毕业论文的规格写的两套资料书。（图/受访者提供）事发之后，朱女士从丈夫的态度中，深深感受到自己的尊严和婚姻被“物化”：“在他的概念里，出轨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因为原配最终不就是拿钱解决吗？

而且在他眼里，我还是一个活不久的原配。”2019年，朱女士被查出罹患肺癌，此后四年间连续做了四次手术，一直在家休养，身上最后一个伤口长好是在2024年。“婚外胚胎”案发生后，她的一些复诊也被耽误了。

回想近些年的婚姻状态，朱女士将其形容为“睡美人式”的婚姻：外表看起来光鲜亮丽，走出去人人称羡，但是这种“美”是她在婚姻中不断麻醉自己，配合而来的。她承认自己有着传统的婚姻观念，意识到婚姻出现问题时，想过等女儿上大学后，生活不用围着孩子转了，夫妻关系就可以进入修复的阶段。

她的心力也有限，癌症和手术创伤拖垮了她的身体。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首要考虑的都是“先活着”。但她也清楚知道，这种“装睡”的状态很阴郁，会滋生一系列新的问题，“包括很多医生也说我生的都是情绪病”。

目前，朱女士一直在无锡和上海两地为此奔波。（图/受访者提供）早在发现试管婴儿手术的短信之前，朱女士就在丈夫的包里发现过备孕药。但考虑到当时女儿正处在高考的关键时期，她选择隐忍，没有深究。

直到看到这条短信后，她才愤怒地意识到，这个“试管婴儿”计划如果顺利进行，胎儿的预产期就在女儿高考前后。在她看来，这对女儿来说也是相当残忍的事。“以现在小孩的聪明才智，女儿今后总归会反应过来：在我高考那几天，我爸爸在‘生孩子’。

”为了不在经济上给母亲带来太大的负担，女儿放弃了原本出国读书的计划。朱女士觉得很对不起她。但案件发酵后，女儿始终站在母亲那一边，也没有劝母亲“认清现实”。女儿给她的生日祝福。（图/受访者提供）打官司的确带来了不小的经济消耗，朱女士现在能少出门就少出门。

在辞职带娃之前，朱女士曾是证券公司的中层主管，但自从2019年经历肺癌手术后，她是重大疾病险的出险人员，连入职体检都可能过不了，再找工作很困难。舆论发酵之后，朱女士生活在一种不安之中。

今年9月，她所居住的房子就曾被人砸门、拉下总电闸，导致全屋断网断电，电子门锁的摄像头也被封了。但由于房子是夫妻共同财产，对这些行为的追究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但她仍想坚持下去。她不怕等待，觉得坚持这个过程本身就有意义，唯独担心最后会给所有人竖一面“白旗”。

难以认定的“重婚”尽管朱女士为追责丈夫重婚罪收集了诸多材料，想证明丈夫与第三者存在一种“旅居式同居”——在多个城市共同进出，乘坐火车、飞机都是邻座，是一种“新型重婚”，但这些材料没有被法院采纳。

北京市律师协会婚姻与家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张荆告诉《新周刊》，构成重婚罪最重要的是要看有没有作为“夫妻”共同生活的实质内容。“这个标准是比较高的，一夜情、约个会这些都够不上，得达到类同于正常夫妻过日子的情况。

”若要取证，又相当困难。这类共同生活的证据，几乎都是封闭的。张荆出示了一份整理自100份公开裁判文书的《重婚罪证据清单指引》，要证明配偶与第三者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除了来自公安机关、检察院等获取的直接证据，举办婚礼、拍摄婚纱照、举办孩子满月酒仪式等相关证据有时也可以证明。

因此，尽管这桩“婚外胚胎”案中丈夫与第三者伪造结婚证、以“夫妻”名义在医院做试管婴儿，但还是不足以构成重婚罪。即便二人真的是频繁在不同的地点同居，登记的关系也需要是“夫妻”，比如以夫妻名义签订租房合同。

在张荆看来，虽然目前议论纷纷，但法律是冷静克制的，个案不会被民意绑架，执法者也不可能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去突破法律规定，那不是执法者的权限。而且张荆回忆，我国每年被认定重婚罪的案件其实非常稀少。

“实际上这里还隐含着一个态度，就是关于婚姻情感的这些事儿，更多是交给道德去处理的。”但这个案件还是清晰地暴露出了关于重婚的定性。“在今天这种互联网高度发达的时代，重婚罪仍然用过去严格的标准来确认是否构成，是不是能够满足当下生活的需要？

”张荆说。此外，在人工胚胎培育的问题上，张荆认为医院应当承担起甄别证件真实性的责任，不能只做形式审查。胚胎是介于人和物之间的“伦理性存在”，医院培育的是未来的一个生命。尤其是像朱女士这种案件，还可能关系到两个“家庭”，形式审查避免不了后续一系列的风险和后果。

尽管朱女士手上的很多官司尚未等到回音，但已经逐步取得一些阶段性进展——比如涉事医院生殖医学中心的建档室门口多了一张纸条，提示就诊者建档时除了出示身份证和结婚证原件之外，还需要在政务平台等小程序上同步核验。

目前，涉事医院的建档告示上多了一张纸条“提供政务平台、随身（申）办等亮证”。（图/CFP）不久前，朱女士从律所出来后，到一家常去的馄饨店吃饭。邻桌的女孩认出了她，悄悄让丈夫买了一袋糖炒栗子递给她，还在袋子上写了“加油”两个字。

女孩说，不知道能为朱女士做什么，但栗子很甜，希望她加油。像这种小事，贯穿了朱女士如今的日常。走在街上，她常常被认出来。她能感受到大家的善意。她觉得，当下的自己反而变得开朗了，因为以前的日子就像清醒地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谎言里，却又无力改变。

对于丈夫和第三者，朱女士觉得自己谈不上“恨”：“我尊重他们的选择，但是我不赞同他们的做法。我的三观里认为他们是违法了。”她坚持伸张她心中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