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足联腐败史：英国老头、足球的权力共生网络与“免死金牌”

文 ｜ 硅谷

101当地时间7月5日，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爆出最大的场外争议：国际足联宣布，美国队头号射手Folarin Balogun（弗拉林·巴洛贡）在1/16决赛中因踩踏对手吃到红牌后，本应自动执行的停赛处罚“暂缓一年执行”，他得以照常出战与比利时的1/8决赛。

据美联社、《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Gianni Infantino（詹尼·因凡蒂诺），要求复核这张红牌。国际足联的这一决定引发了激烈质疑，欧足联怒斥该决定“史无前例、不可理解、不可辩护”，72名欧洲议会议员联名要求调查因凡蒂诺。

连十年前因腐败丑闻黯然下台的前国际足联主席Sepp Blatter（塞普·布拉特）也发文称：“红牌不会被政治电话推翻。它们只能被规则、证据和独立机构推翻。”由布拉特来给今天的国际足联上一堂规则课，多少有些黑色幽默。

也把一个老问题重新摆上了台面：国际足联，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组织？时间回到2015年7月，国际足联总部当时正在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将在次年2月举行新任国际足联主席的特别选举。两个月前，刚刚第五次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布拉特，因为腐败丑闻宣布辞职。

英国知名喜剧演员Simon Brodkin（西蒙·布罗德金）用伪造的媒体记者证件混入了发布会大厅。他径直走上主席台，把一沓假美元撒向布拉特头顶。布拉特抬手，狼狈地遮挡着漫天飘落的纸币，成为足坛经典的讽刺名场面。

布拉特不是国际足联第一个被控腐败的官员。相反，这些年来，国际足联和“腐败”两个字一直如影随形，甚至有人怒言：国际足联就是全球最大的腐败组织。长久以来，关于FIFA腐败的说法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国际足联的腐败究竟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如果国际足联真的已经腐败到根上了，真的没有人能够管管吗？我们首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国际足联到底有多腐败？2015年5月27日的清晨，瑞士苏黎世的一家豪华酒店里，看似一切平常。

当天，这里住着当时全球体育界最有权势的一群人。他们是国际足联的官员，正准备参加即将召开的第65届国际足联大会，以此敲定下一任执掌全球第一运动的人选。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在这一天，世界足坛迎来了一场大地震。

早上六时许，身穿便衣的瑞士执法人员，手持美国司法部的引渡逮捕令，来到前台，拿出一张名单，“请告诉我，这几个人住几号房间。”随后，他们当场逮捕了7名国际足联高官。为了躲避门外长枪短炮的媒体，这些平时在全球足坛呼风唤雨、高高在上的大佬们，不得不用酒店的白床单狼狈地遮住脸，被押上了警车。

所有的一切，都被当时正在大堂里的《纽约时报》记者Michael Schmidt和Sam Borden在推特上直播。几个小时后，在纽约的司法部新闻发布会上，美国检方向全世界丢下了一颗核弹：他们公布了一份长达161页的起诉书。

在这份由FBI和美国国税局（IRS）主导的调查中，他们动用了通常用来打击黑手党的《反敲诈勒索及腐败组织法》（RICO法案），对14名国际足联官员和体育营销高管提出了多达47项重罪指控，包括敲诈勒索、电信欺诈和跨国洗钱。

在新闻发布会上，时任美国司法部长Loretta Lynch（洛蕾塔·林奇）连用“猖獗的、系统性的、根深蒂固的”（rampant, systemic, and deep-rooted）来形容国际足联的腐败。

她指出，这些被指控的官员利用对世界杯转播权和营销权的绝对控制，在黑箱里收受了高达1.5亿美元的巨额回扣。而这被逮捕的7个人，都跟当时已经在位十七年的时任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当其冲的，是这群人里分量最重的Jeffrey Webb（杰弗里·韦伯）。作为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的主席，韦伯是布拉特一手提拔起来的绝对嫡系。在案发前，布拉特甚至在多个公开场合频频暗示，韦伯就是他钦点的未来接班人。

可以说，这位被白床单蒙着头带走的“储君”，是布拉特在美洲最重要的政治代理人。而名单上的另外几位，比如前巴西足协主席José Maria Marin（若泽·马里亚·马林）、乌拉圭足球大亨Eugenio Figueredo（欧亨尼奥·菲格雷多）以及委内瑞拉足协主席Rafael Esquivel（拉斐尔·埃斯基韦尔）等人，则是割据南美和中美洲足坛的“地头蛇”。

他们和布拉特之间，维持着一种极其默契的“政治分赃协议”：布拉特默许甚至纵容这些美洲大佬，通过掌握美洲本土赛事的转播和赞助权来疯狂捞取回扣。作为交换，这些大佬必须充当高效的“选票收割机”，在每一次国际足联大会竞选时，确保他们控制的区域足协把宝贵的选票全部都投给布拉特。

简单来说，这就是一套“我纵容你发大财，你保证我稳连任”的权力共生网络。正是通过拉拢这群手握重权的“封疆大吏”，布拉特才得以在国际足联主席的宝座上，安稳地坐了整整十七年，甚至在苏黎世逮捕事件发生的两天后，他依然能凭借残存的票仓第五次当选。

只可惜好景不长。国际足联的腐败丑闻愈演愈烈，舆论也开始愈发失控，一直在背后默默打钱的“金主爸爸”们终于坐不住了。可口可乐、Visa、阿迪达斯、麦当劳等顶级赞助商联合发声，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不进行彻底清理，将撤销数亿美元的赞助合同。

面对警方步步紧逼的调查和赞助商的逼宫，刚刚连任仅4天的布拉特在6月2日突然召开新闻发布会，黯然宣布辞职。当时的布拉特，原本打算拖到2016年2月的新主席选举时再交权。但到了2015年10月初，资本彻底失去了耐心：可口可乐、麦当劳、Visa和百威英博这四大赞助商在同一天联合发表声明，要求布拉特“立刻、马上滚蛋”。

而时任欧足联主席普拉蒂尼，也因为被发现疑似在2011年从布拉特手中收受了一笔约200万瑞士法郎的“不忠诚支付”而受到调查，两人最终双双被逐出足坛的权力中心。看到这里，你一定会有个巨大的疑问：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这样一个涉案金额上亿美元、贪腐手法如此隐蔽的跨国黑帮网络，到底是怎么被揪出来的？

其实，早在此次逮捕行动前很多年，国际足联这座看似密不透风的堡垒，就已经被一个拿命在做调查的英国老头砸出了一条裂缝。这个人，就是BBC资深调查记者Andrew Jennings（安德鲁·詹宁斯）。

如果没有他，2015年的那场苏黎世大逮捕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2002年，同样是在苏黎世，在布拉特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新闻发布会现场，詹宁斯当着全世界媒体的面接过话筒，向不可一世的布拉特抛出了一个极其刺耳的问题：“President Blatter, have you ever taken a bribe?（布拉特主席，你收过贿赂吗？

）”就是这一句质问，开启了詹宁斯对国际足联腐败的“猎杀”。其实早在盯上国际足联之前，詹宁斯的战绩就已经极其彪悍。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开始调查伦敦警察厅高级警官与伦敦黑帮间的暧昧关系，挖出了从美国迈阿密街头的哥伦比亚贩毒黑帮到伦敦警察厅的一条黑线。

之后，他还调查过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黑手党，挖掘他们如何将大批海洛因出口到英国和美国。除此之外，他也是首位进入车臣前线的电视记者。詹宁斯和体育圈第一次产生关联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他先是将目光聚焦在国际奥委会，出版了著名的《五环霸主》，直接揭露了奥委会高层的受贿网络，并引发了盐湖城冬奥会贿选丑闻的大地震。

所以，当詹宁斯将目光转向国际足联时，我们就知道，足坛权力圈的大地震，其实早就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可是，当年跑足球新闻的知名记者成百上千，为什么偏偏是一个连越位规则都未必关心的老头，揭开了足坛最大的黑幕？

这背后，是一个极其残酷的行业潜规则：Access Journalism（准入权交易）。传统的体育记者，无论是报纸还是电视台，他们工作的核心是拿到世界杯的采访证、拿到球星的独家专访、甚至拿到前排的家属票。

而这些权力的分配，全部牢牢掌握在国际足联的手里。如果一个体育记者，敢在新闻发布会上像詹宁斯那样，直接指着布拉特的鼻子问“你拿过贿赂吗”，他的媒体机构第二天就会被永久吊销采访资格。在巨大的商业利益和饭碗面前，绝大多数体育媒体选择了沉默和妥协。

但作为调查记者的詹宁斯完全不在乎。虽然布拉特和国际足联，在2003年和2005年两度起诉詹宁斯，但詹宁斯始终站在揭露国际足联腐败网络的第一线。这也为他赢得了最宝贵的东西：内部线人的信任。

在极其封闭的国际足联内部，其实早就有人对这种猖獗的腐败感到作呕。但他们不敢发声，因为他们不知道外面的记者谁是安全的。当詹宁斯当着全世界的面让布拉特下不来台时，这些内部的“深喉”们立刻意识到：这个人是买不通的，把证据交给他，是安全的。

就在詹宁斯质问布拉特的六周后，一位国际足联的高级官员联系上了詹宁斯，约他深夜在苏黎世的一个街道见面。被拉进一个房间后，这位线人给了詹宁斯一份绝密文件。顺着这第一批文件，詹宁斯踏上了跨越全球18个国家的暗访之旅，去追踪那个被称为国际足联腐败“原罪”的终极黑盒：ISL公司。

和今天这个掌控数十亿美元的庞然大物完全不同，1974年的国际足联只有屈指可数的6名全职员工，算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清水衙门”。但就在那一年，发生了一场彻底改变世界足球轨迹的“政变”。

一位名叫João Havelange（若昂·阿维兰热）的巴西人，敏锐地察觉到了后殖民时代的地缘政治变化。当时，大批非洲、亚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刚刚独立，他们极度渴望在国际舞台上获得认可和话语权。

与此同时，阿维兰热还发现了一个可以被充分利用的系统设定：在国际足联主席的选举中，实行的是一国一票制度。这意味着，不论你是夺得过多次世界杯冠军的传统足球强国，还是在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小岛国，手里选票的分量完全相等。

于是在1973年到1974年的竞选期间，阿维兰热史无前例地拜访了多达86个国家，特别是一些在国际地缘政治中常被忽略的非洲、亚洲和拉美小国。他当时最大的王牌，就是经常把球王贝利带在身边。

对于那些贫困的第三世界足协官员来说，能亲眼见到并接待活着的球王贝利，简直是无上的政治荣耀。他向这些新兴国家许下重诺：只要你们把票投给我，我就给你们拨巨款，帮你们建球场、搞青训、发展足球。

最后，阿维兰热如愿以偿地在竞选中击败了时任国际足联主席、英国人Stanley Rous（斯坦利·劳斯），成为新任的国际足联掌门人。现在选票到手了，正当阿维兰热决定履行诺言时，却尴尬地发现：官方账户里的余额，竟然只有不到30美元。

这时候，另一位关键人物出现了。他就是阿迪达斯创始人的儿子Horst Dassler（霍斯特·达斯勒）。1976年，达斯勒找来了体育营销天才Patrick Nalley（帕特里克·纳利），两人经过近十八个月的高压游说，最终成功说服可口可乐出资800万美元，成为国际足联历史上的第一个品牌赞助商。

可口可乐也因此成为全球体育协会历史上第一个获得“排他性全球独家赞助权”的品牌。这笔巨款瞬间填满了阿维兰热的弹药库，他终于可以开始兑现自己对亚非拉兄弟们的诺言了。具体怎么做呢？著名调查记者Ken Bensinger（肯·本辛格）在他的著作《红牌》中，极其精辟地总结了这套被他称为“现金换选票”（Cash for votes）的把戏。

首先，阿维兰热直接修改了游戏规则。他不断扩大世界杯的参赛规模，给非洲、亚洲和大洋洲增加了更多保底的参赛名额。紧接着，就是直接撒钱。起初，这笔钱还披着可口可乐“世界足球发展计划”的外衣，给那些贫困足协送送装备、搞搞青训。

但到了后期，随着电视转播权费用的爆炸式增长，这种赞助直接演变成了数百万美元的“发展赠款”或“内部贷款”。最关键的是，这些巨款几乎没有任何财务监管。阿维兰热把钱闭着眼睛塞给各个小国足协，而作为回报，这些足协主席们会在每四年一次的大会上，像设定好的程序一样，乖乖地把连任选票投给阿维兰热。

吃到甜头的达斯勒意识到，未来那些跨国巨头，会为了抢夺赞助权支付越来越离谱的天价。而像他这样有着诸多体育组织关系、又精通体育商业逻辑的人，将稳坐这场金钱游戏的正中心。他要做的就是控制交易的每一个环节，不仅要两头通吃，还要从中抽走极其丰厚的巨额提成。

在达斯勒看来，在这个新兴的暴利行业里，大获成功的唯一秘诀只有一条：不惜一切代价，彻底垄断这些权利。于是，1982年，达斯勒牵头创办了一家名为International Sport and Leisure（国际运动与休闲）的公司，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ISL。

ISL公司直接拿到了国际足联的“圣杯”，成为世界杯转播权和赞助权的全球独家代理机构。这套模式的本质极其黑暗：它把原本属于全世界球迷的公共体育资源，变成了可以私下切分的私人蛋糕。ISL把转播权和赞助权高价卖给各大电视台和跨国巨头，赚得盆满钵满。

作为交换，ISL将这些利润中的一大部分化作“黑钱”，源源不断地输送给阿维兰热等高层。高层再拿着这些钱去兑现给小国足协的承诺，以此买断选票，确保权力永不动摇。一个完美的“权钱交易闭环”就此成型，贪婪地吞噬着财富。

直到2001年5月，ISL公司倒闭，带着3亿美元的债务进入破产清算。詹宁斯当时已经盯上了FIFA，他通过在苏黎世的一系列秘密会谈和对破产清算初步报告的研究，捕捉到了一个极具戏剧性的传闻：ISL曾忙中出错，把一笔本该给高官的贿赂款误打进了FIFA的官方公账。

詹宁斯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突破口：因为贿赂款通常走秘密账户，一旦进了公账就有银行存根，那是赖不掉的。而他听说，当时身为秘书长的布拉特不仅知道这笔钱，还亲自下令将钱转走。而这，也是詹宁斯举手向布拉特提问“你拿过贿赂吗”的逻辑来源。

而那个深夜，线人在苏黎世街头塞给詹宁斯的，正是ISL公司内部极其绝密的“行贿支付清单”。这份清单清清楚楚地记录着，在1989年到1999年间，ISL公司向国际足联的高官们支付了多达175笔、总金额高达约1亿美元的回扣。

这里面就包括那笔传闻中的“乌龙”：ISL本该把一笔150万瑞士法郎的巨额贿款，悄悄打进前主席阿维兰热指定的海外匿名账户，结果这笔钱竟然被错打到了国际足联公开的官方对公账户上。而当时还是国际足联秘书长的布拉特发现后，立刻动用职权，悄悄把这150万瑞郎从官方账户里转走，精准地补发给了阿维兰热。

1998年，阿维兰热退休后，他的亲信和学生Sepp Blatter（塞普·布拉特）接过了国际足联的掌舵者角色。布拉特此前已在国际足联工作了23年，深谙权力的每一个缝隙。根据詹宁斯的调查，在布拉特任期内，腐败从偶尔的“小费”，演变成了一套名为“GOAL计划”的精细化系统。

“GOAL计划”名义上是为了帮助贫困国家兴建草皮、办公楼和足球学院，总投入超过20亿美元。然而，詹宁斯指出，这些资金的拨付往往与布拉特的选举周期高度吻合。对于许多只有几十万美元预算的小国足协官员来说，来自苏黎世的巨额支票意味着绝对的权力和个人财富。

布拉特通过这种发展援助建立了一个“牢不可破的选举机器”，在这种体制下，忠诚比清廉更重要。只要足协主席在选举中投出正确的一票，FIFA对其内部的资金贪污往往视而不见。如果你以为，国际足联的贪婪仅仅停留在宏观资源的调配上，那就太天真了。

他们的触角，早就伸向了每一个普通球迷的钱包。詹宁斯在调查中找到了一个非常接地气的切入点：世界杯门票。他发现，FIFA副主席Jack Warner（杰克·沃纳）及其家族，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建立了一家名为Simpaul Travel的旅行社。

沃纳利用职权，将特立尼达足协获得的世界杯门票配额全部私下截留，转移到自家旅行社，然后以高于原价数倍的价格，捆绑高价机票和酒店，向本国球迷强制销售。这种“不买天价套餐就没票”的行径，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期间引发了巨大的民愤。

这彻底证明了，FIFA的贪腐早已不止于顶层的分赃，它压榨的，是每一个球迷最基本的观赛权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台贪腐机器的胃口越来越大。转播权和门票已经喂不饱他们，这一次，他们直接出售这项运动最高的王冠：世界杯的主办权。

2015年，德国《明镜周刊》投下了一枚震撼国际足坛的深水炸弹：2006年德国世界杯那场美丽的“夏日童话”，申办过程或许并不童话。德国足协被质疑在申办过程中，存在一笔1030万瑞士法郎的可疑资金安排。

这笔巨款没有走官方预算，而是以私人名义借出，出借人是当时的阿迪达斯CEO Louis-Dreyfus（路易斯-德莱弗斯）。《明镜周刊》质疑，这笔钱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钞能力”，让德国拿到了国际足联执委会中4名亚洲代表的选票，最终以12比11的微弱优势惊险击败南非，赢得举办权。

这个结果背后还藏着一个离奇细节：新西兰委员Charlie Dempsey（查理·邓普西）在最后一轮投票中突然弃权，德国才得以1票之差胜出。更荒诞的是这笔钱的“平账”手段。世界杯开幕前一年半，路易斯-德莱弗斯要求还款。

于是，德国足协联手国际足联上演了一出瞒天过海：他们以资助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一场世界杯开幕盛典为名，向国际足联汇入了一笔资金，而这场盛典后来被取消了。国际足联收到款项后，随即将其转入路易斯-德莱弗斯在苏黎世的私人账户。

一笔行贿款，就这样经过两道转手，被洗得干干净净。等到南非第二次申办世界杯时，他们自己也没能免于参与贿选的质疑。南非政府直接锁定了当时的“选票大户”，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倒卖门票的杰克·沃纳，以及他的盟友Chuck Blazer（查克·布雷泽）。

根据美国司法部起诉书的记录，南非政府致函FIFA总部，请求FIFA从原本应拨付给南非的世界杯筹备款中扣下1000万美元，以“支持加勒比海地区非洲裔侨民遗产计划”的名义，由FIFA出面代为转交给沃纳。

2010年，国际足联决定同时决出2018年和2022年两届世界杯的举办权归属。我们先看看2018年，在《红牌》一书中，本辛格详细还原了俄罗斯获胜的全过程。2010年6月，俄罗斯和英格兰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向各大洲足联代表做申办陈述。

英格兰团队做了一场教科书级别的演讲：贝克汉姆亲自出镜，场馆齐备，万事俱全。俄罗斯代表索罗金的陈述则出现了PPT三次死机的大失误，展示内容也平平无奇。但本辛格随即写道：俄罗斯人在打的是另一场比赛。

在同一场博览会上，当时的英超豪门切尔西老板、俄罗斯寡头Roman Abramovich（罗曼·阿布拉莫维奇）突然乘私人飞机现身约翰内斯堡，一反常态地四处热情社交。在博览会临近尾声时，他和布拉特一起悄悄乘扶梯上了二楼，走进一间私人会议室，关上了门。

没有人知道他们谈了什么。阿布拉莫维奇与普京的关系尽人皆知：他是普京的亲信寡头，普京时不时会找他“帮忙办事”。为英格兰申办团队做竞争情报的前军情六处间谍Christopher Steele（克里斯托弗·斯蒂尔），此时已经拼出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图景：俄罗斯副总理谢钦去卡塔尔谈天然气项目的同时，俄罗斯世界杯申办团队恰好也在多哈。

斯蒂尔的线人说，这绝非巧合，双方很可能在交换选票：俄罗斯投卡塔尔2022，卡塔尔投俄罗斯2018。还有传言说，俄罗斯官员从冬宫博物馆和克里姆林宫取出名画送给执委换票。英足总主席特里斯曼更是在被偷录的咖啡馆对话中提到，俄罗斯正密谋贿赂2010年世界杯的裁判帮助西班牙，以换取西班牙退出2018年的竞标。

斯蒂尔的结论是：英格兰没有任何胜算，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准备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在世界舞台上落败”的国家。如果说俄罗斯的胜选，英国人虽然很不服气但还算合理，毕竟俄罗斯是多次举办国际体育盛事的大国，自家足球队也是世界杯的常客。

那么，国际足联将2022年世界杯的主办权交给极其炎热且足球根基薄弱的卡塔尔，则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甚至为了让卡塔尔举办世界杯，世界杯赛程史无前例地从夏天挪到了冬天。随后，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通过数百万份泄露的秘密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