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的1939年：一场无声的“文化保卫战”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作家、藏书家、学者、社会活动家，郑振铎的名字，很多人都曾在课本上读到过，但鲜少有机会真正走进他的精神世界。7月18日，郑振铎嫡孙，民进郑振铎研究会顾问、福州郑振铎纪念馆名誉馆长郑源做客行知读书会，与大家分享新书《郑振铎日记（1939年）》背后的故事。

郑源分享新书《郑振铎日记（1939年）》背后的故事.2023年深秋，上海朵云轩拍卖公司征集到一份从未面世的郑振铎1939年日记，随即联系郑源核验笔迹、甄别真伪。1939年正值抗战期间，上海成了一座“孤岛”。

日记中详细记录郑振铎了买书、编书目、工作、交游等内容以及其心路历程，日记后附多篇郑振铎研究分析文章，进一步增加了本稿的文献及学术价值。郑振铎 “孤岛”环境里，冒险抢救了大量文化典籍，其中宋元明清善本精椠就达到一万五千余种。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8月14日，我的祖父郑振铎就站在自家的天台上，目睹了远处的开明书店遭日军炸毁，他寄存在开明书店的一万多册古籍被日军炮火烧得片纸不存。”郑源提起90年前郑振铎所经历的这个场景。

彼时，日军不仅用炮火轰炸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等文化机构，还派出“兵要地志调查班”，掠夺中国的文献古籍。当时，日军占领上海之后，周边江浙一带也逐渐被日军占领，江南的藏书楼有些被日军炸毁，藏书家卖书逃难，乱世之中，江南蕴藏的大量古籍文献，纷纷流落到了上海。

大批日本、美国机构在上海购书，珍贵的文献逐渐向海外流失。为了抢救这些沦陷在上海的古籍，郑振铎没有跟着朋友去大后方，而是一直留在上海，直到抗战胜利。“从‘八·一三’以后，足足的八年间，我为什么老留居在上海，不走向自由区去呢？

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郑振铎写道。“他所说的责任，就是‘书生报国’，为书而战。”郑源感慨祖父的选择，“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决无逃避。

”行知读书会现场。一开始，郑振铎是靠着自己的力量。他散尽家财，默默抢救古籍。但1939年秋天，江南大批古籍如潮水般涌入上海，他深感个人力量有限，于是联合张寿镛、何炳松、张元济等人，秘密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依托中英庚款，抢救流散的古籍文献。

郑源介绍，1939年日记显示，郑振铎几乎每天下午都会去往三马路、四马路的书店，与书商们接洽，抢救当时流散在江南的古籍。在日伪环伺的高压之下，郑振铎筑起一道拦截文献外流的“大坝”。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成功从日本追索回十五万多册书籍，其中最珍贵的三万四千多册，都与郑振铎有关。

这本新出现的日记，还将文献保存同志会的成立时间提前到了1939年的11月。郑源谈到，1939年的日记中，郑振铎叙述最多的便是各类聚餐，他在星期二去青年会33次，星期六去航运俱乐部36次。

当时不能公开开会讨论抗日，他们只能以聚餐会的名义，秘密组织抗日救亡。《郑振铎日记（1939年）》“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抗战期间郑振铎冒险抢救大量文化典籍的壮举，令现场观众动容。

郑源的讲述，将那些历史细节娓娓道来，既有亲历者后人的深情，又有研究者的严谨。一本尘封多年的日记，还原了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也让观众对那场无声的文化保卫战，生出由衷的敬意。行知读书会由宝山区大场镇文化中心、阎华工作室、上海人民出版社市场部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