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手机辟谣“卖身”，借力字节再闯生死关

文 ｜ 新立场

11 月 4 日，中兴手机的微信公众号悄悄换了一块招牌。

原来的“中兴手机”，变成了“中兴终端”。随之发生变化的，还有账号背后的运营主体：从上市公司中兴通讯，变成了其全资子公司上海申启纪元智能终端有限责任公司。

这场调整来的有些微妙。

就在前一天，市场刚刚传出中兴通讯准备与某互联网大厂商谈手机业务合作，计划将相关业务装入合资公司，涉及约 400 亿估值、约 80 亿投资等信息。中兴通讯很快回应，称相关报道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

公开资料显示，上海申启纪元在2025年便已设立，由中兴通讯全资持股，后来还调整了经营范围，增加移动终端制造、移动通信设备制造和软件开发等业务。

值得注意的是，这家公司与豆包手机之间关系颇为紧密。今年 7 月公布的手机端侧大模型备案信息中，“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的备案主体便是上海申启纪元。

在已经落地的AI手机合作中，中兴提供硬件与系统适配，字节提供豆包模型和智能体能力。双方各有所需，手中的筹码却不完全相同。字节可以继续寻找其他手机合作伙伴，中兴则希望借助豆包，获得一个重新打开主流消费市场的机会。

这种差异不代表中兴已经失去合作话语权，但随着AI手机的竞争向模型与应用生态延伸，双方对彼此的依赖程度，很可能成为决定长期合作地位的重要因素。

过去，手机厂商要争夺的是消费者的注意力，是品牌认知和换机选择权。到了AI时代，竞争开始向模型、系统权限和应用生态延伸。手机仍然是入口，但谁掌握入口背后的能力，谁才有机会重新定义这块屏幕的价值。

对中兴而言，AI手机带来了重回牌桌的机会，也带来了一道熟悉的考题：借助外部伙伴获得的优势，最后有多少能留在自己手中？

第一章：品牌故事越来越难讲

中兴并不是一家缺乏手机市场存在感的企业。

2012 年前后，国内智能手机市场还处在快速扩张期，运营商渠道是最重要的销售通道之一。中兴、华为、酷派、联想，曾经是运营商定制机市场的重要玩家。

彼时，手机生意拼的是供应链效率、渠道覆盖和运营商资源，只要产品能够进入运营商的采购体系，就有机会获得规模化出货。

问题是，手机行业很快就换了一套游戏规则。

随着运营商补贴退潮，智能手机逐渐从渠道驱动转向消费者驱动：小米依靠互联网营销和性价比打开市场，OPPO、vivo 通过线下渠道和品牌营销建立优势，华为凭借通信技术积累、研发投入和产品矩阵逐步进军高端市场。

手机不再只是一个能够打电话、上网的通信终端，而是一个高度依赖品牌认知、产品体验和生态服务的消费品。

也就是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中兴没有跟上潮流的脚步。

中兴不是没有尝试过，甚至工程研发能力并不差。努比亚曾凭借无边框设计和影像技术获得关注，Axon 系列也在屏下摄像头等技术方向进行过探索。2020 年推出的Axon 20 5G，成为全球首款商用屏下摄像头手机；红魔则选择游戏手机这个细分市场，通过主动散热、高性能配置和电竞体验建立自己的产品辨识度。

可惜，技术上的亮点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市场上的优势。中兴在国内主流消费市场失去的，是长期积累起来的消费者认知和购买优先级。

据IDC发布的2026年第三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初步数据，显示当季出货量约5790万台，同比下降15.4%。华为以约21%的市场份额位居第一，苹果约17.8%，OPPO、vivo、小米和荣耀紧随其后，其他厂商合计只占约3.5%。

不仅市场在收缩，竞争还在进一步向着头部集中，留给非头部品牌的空间越来越小。

对消费者而言，手机是高频使用、换机周期相对较长、决策成本不低的产品。当头部品牌已经形成成熟的产品矩阵、渠道体系和售后网络时，后来者想要重新进入主流市场，需要付出的成本远比过去高。

可以说，中兴已经很难被视为国内手机市场的主要竞争者。

况且，从集团层面来看，手机也逐渐偏离了中兴的业务重心。2026年前三季度，中兴通讯实现营业收入1168.4亿元，同比增长16.2%；算力相关收入同比增长超过70%，占总营收比重提升至38%；家庭及个人终端业务合计营收占比约23%，去年同期占比约为 25%。

中兴没有放弃手机的消费市场，只是终端业务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手机，而是与家庭网络、云终端、移动互联网以及 AI 个人终端共同构成一个更大的业务体系。

这在集团资源配置中属于正常情况。通信设备、服务器、数据中心和算力基础设施，能够与中兴长期积累的通信技术、客户关系和研发体系形成协同。

中兴可以选择经营努比亚和红魔，也可以尝试AI手机，但要重新建立起一个强势的国内主流品牌，仍然需要跨过品牌认知、渠道和用户规模等多道门槛。

当年，运营商渠道帮助中兴迅速做大出货量，却没能让它在消费市场持续保持同等强势的品牌地位。如今，手机行业又出现了新的变化，中兴也找到了新的合作伙伴。

从运营商到字节，合作对象变了，商业模式也变了，但有一个问题值得警惕：当企业增长越来越依赖外部平台提供的关键资源，它还能在多大程度上掌握自己的市场命运？

第二章：豆包有入口，中兴有手机

豆包的出现，给中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

2025 年 12 月，字节推出豆包手机助手技术预览版，中兴旗下努比亚随即推出搭载该助手的 M153 工程样机；今年9月16日，搭载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的努比亚NaviX Ultra正式开售，起售价5999元。双方的合作已从技术预览走向消费市场。

这次的合作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不只是因为手机上搭载了 AI，而是它试图改变智能手机延续十多年的交互方式。

过去，手机厂商负责提供硬件和操作系统，互联网平台负责提供应用和服务，用户则在不同app之间来回切换，手动完成信息查找、服务选择和交易操作。

豆包则试图改变这套逻辑。用户只需要提出需求，AI理解任务后，再去调用手机上的应用和服务，尝试完成原本需要用户逐步操作的事情。

从这个角度看，AI手机争夺的并不只是手机市场，而是移动互联网下一代交互入口。谁能成为用户提出需求的第一站，谁就有机会重新组织应用、服务和交易之间的关系。

字节和中兴也因此走到了一起：字节拥有豆包的模型能力、智能体技术和庞大的软件产品体系，却缺少能够自主掌握的手机系统入口；中兴拥有成熟的硬件研发、制造和系统适配能力，也有自己的AI技术积累，但在面向普通消费者的通用模型与高频应用生态上，仍需要外部伙伴补足。

双方的合作可以理解为一次产业链能力的拼接。字节负责让手机变得更聪明，中兴负责让这套能力真正进入一部手机。

然而，想法落地不代表商业模式落地，现实因素往往更加复杂。

AI手机不是把一个大模型塞进手机，再给它一个能够点击屏幕的权限，就能自然形成完整的商业闭环。

它真正要解决的是两个相互独立、却又缺一不可的问题：手机系统愿不愿意把底层权限交出来，第三方应用愿不愿意把服务入口开放出来。

前者是手机厂商的核心，后者是互联网平台的饭碗。

一个真正能替用户做事的 AI 助手，需要的不只是理解需求，还要能识别屏幕内容、调动系统服务、读取经过授权的数据，能在不同应用之间传递任务，且在关键时完成点击、输入、确认等操作。这里面的每一项都涉及了操作系统的权限管理、系统接口和安全机制。

字节可以训练模型、开发 Agent，却无法凭借一个软件产品就获得所有手机的系统级控制权。安卓生态在，不同手机厂商对系统接口、权限管理和安全策略都有自己的安排。没有硬件厂商配合，AI 助手就很难获得完整、稳定的设备执行能力。

这正是中兴能够提供的价值。

但反过来，手机厂商拥有操作系统，也不意味着能够控制手机里的所有服务。

华为、小米、OPPO、vivo 等企业确实有硬件和操作系统，有条件把自研的 AI 能力深入系统内部，却未必拥有与头部模型公司同等的模型能力和软件生态。

手机厂商可以开放自己的系统功能，却无法替第三方APP决定是否接受AI调用。因为大量真正有商业价值的服务，并不掌握在手机厂商手里，而是分散在互联网平台手中。

过去十多年，互联网平台通过APP建立起自己的流量入口和商业闭环。用户打开微信，意味着进入腾讯的社交、内容和支付生态；打开淘宝，意味着进入阿里的电商交易体系；打开美团，意味着进入本地生活服务网络。

这些平台不仅拥有用户，更掌握着用户需求与商业服务之间的连接关系，如今的Agent则有可能重新分配这段关系。

用户的需求先进入AI，再由AI寻找服务。对用户来说，这是效率提升；对平台来说，却可能意味着入口和流量的重新分配。

况且，平台没有理由免费替外部AI培养用户习惯。

如果用户以后不再主动打开淘宝，而是直接向豆包提出购物需求，由豆包完成商品筛选和交易，那么淘宝在用户消费链路中的位置就可能发生变化。

平台不仅要面对流量入口被截走的风险，还要重新考虑用户数据、交易分成和服务责任由谁掌握。

10月14日，豆包手机助手公布了最新的拒绝操作应用清单，共涉及155款应用，其中包括微信、QQ、淘宝、支付宝、美团等高频应用。根据豆包手机助手推出的屏幕自动化操作声明协议，第三方应用可以自主声明允许或拒绝智能体进行屏幕自动化操作。

相比之下，大型互联网公司拥有更多可供交换的资源。

今年 1 月，阿里旗下千问 App 接入淘宝、支付宝、淘宝闪购、飞猪和高德等业务，尝试在自有生态中完成购物、外卖、出行等任务。字节同样拥有抖音等高频应用、模型及用户基础。

当AI主要在自己的生态内部运行时，企业可以通过自有APP、数据和服务接口形成相对完整的闭环。用户提出需求，AI负责理解和调度，平台负责提供服务，最终的交易和用户关系仍然留在自己的体系内。

可一旦AI想要跨越生态边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字节想调用阿里的服务，阿里为什么要开放？阿里想调用腾讯的服务，腾讯又为什么要配合？双方不仅要解决接口兼容问题，还要谈数据授权、用户隐私、交易归属、责任划分和利益分配。

说到底，你有我需要的资源，我才有动力向你开放；你能够为我带来新增用户、订单或者收入，我才有理由与你建立合作。

这也是为什么大型互联网公司在AI Agent竞争中拥有天然优势。它们既有模型，又有自己的应用矩阵和商业服务，至少可以先在内部完成任务闭环，再逐步向外扩展。

当然，并非所有应用都存在同样强烈的开放阻力。

比如，滴滴这样的垂直服务平台，核心价值集中在出行服务，对于这类平台而言，通过标准化接口接入外部AI，可能带来新的订单和用户，未必与自身的核心利益冲突。

所以，字节和中兴的合作只解决了一半的问题，字节获得了进入手机系统、验证智能体体验的硬件载体，中兴获得了模型能力和新的产品差异化方向。

只是，第三方应用仍然有权决定是否开放，其他手机厂商也有能力通过自研模型、引入外部模型或与其他AI公司合作，逐步补齐自己的能力短板。

这也给中兴提了个醒：与字节合作的确能够让努比亚在系统级 AI 体验上获得早期优势，但类似的能力不会永远只有中兴一家拥有。

双方都需要对方，需要的程度和掌握的资源却并不对等。

如果未来字节真的与更多手机厂商合作，到那时中兴手里究竟还有多少别人难以替代的筹码？

中兴眼下的处境，在中国手机发展史中，早有前车之鉴。

诺基亚曾经拥有庞大的手机业务和全球用户，却在智能手机操作系统的竞争中失去主动权；摩托罗拉将手机业务出售给联想之后，品牌仍然存在，产业角色却已经发生变化。

当然，中兴手机远没到他们那时的地步，但在 AI 重新分配产业价值的过程中，也得引以为戒，想办法“活下去”。

最值得担心的不是替别人造手机，而是手机造得越来越好，最后却发现，决定它值多少钱、往哪里走的人，已经不是自己了。

中兴确实是 AI 手机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但就怕浅尝辄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