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标是如何炼成的｜生活在五大道的天津人

【编者按】到一地，最多人愿与其合照者，是为“地标”。人们常常和地标合影，但较少知道该地标是如何形成的，和这座城市精神、市民性格又有怎样的互动。而这正是我们思考的起点，这些思考辑成《地标是如何炼成的》专题。

今天我们关注天津地标五大道。海报设计：王璐瑶清晨六点半，当第一缕阳光斜斜地落在常德道的梧桐树梢上，82岁的金彭育已经推着自行车出了门。他的背有些驼，但脚步依然稳健。数十年来，他几乎每天都要在五大道走上一圈——从大理道到睦南道，从重庆道到常德道，从成都道再到马场道。

这条路，他已经走了一辈子。因为他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工作在这里，如今仍然在这里讲述着故事。金彭育出生在天津市常德道57号的金家大院——一座由五栋小洋楼组成的宅邸，建于1937年。

那是他的八太爷金桂山买下的地块，金桂山是天津第一纱厂的董事长，人称“金八爷”。金彭育出生时，这座宅邸里住着七八十口人，是真正的大家族。五大道时钟地标 本文图片除特殊标注外，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张成杰 图在他看来，五大道的价值不只是成片保存的小洋楼，更在于整片街区所承载的历史，和那些曾经在这里生活、交往、作出选择的人。

如今，五大道早已不再只是天津人熟悉的生活街区，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这里，在洋楼前拍照，在名人旧居里听讲解，也在咖啡馆和餐厅里停留。当老建筑不再只是供人观看的风景，它该如何连接历史记忆、家国情怀与当代生活？

五大道的故事，既关乎一座城市如何保护自己的历史，也关乎人们如何理解自己生活的地方。那些砖墙、木窗与街巷里，既有近代天津开放交汇的痕迹，也有时代变局中的选择与风骨；而街头巷尾的闲谈、咖啡馆里的灯光、餐桌上熟悉的味道，又让历史没有停留在过去。

金彭育说：“五大道就是了解天津的入口。”沿着这个入口走进去，看到的不只是百年前的建筑与人物，还有一座城市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寻找自身位置的过程。当一处地标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它所保存的便不只是过去，更是这座城市理解自身、讲述自身，并继续走向未来的方式。

天津五大道依托数量众多的近代洋楼与名人故居，挖掘近代历史文化资源，通过博物馆、特色咖啡馆、特色餐饮等形式活化历史建筑。保护为主、合理利用，天津正在串联多元文化IP，让百年风貌建筑兼顾历史底蕴与市井烟火，成为城市特色文旅地标。

澎湃新闻记者 张成杰 编辑 陈曦 实习生 苗硕(06:08)街区记忆1945年，金彭育出生在常德道57号的金家大院里。这是一座由五栋小洋楼组成的大院，占地四千多平方米，1937年建成。

金彭育回忆，临街的四栋都是三层洋楼，清水墙，筒瓦顶，室内有菲律宾木地板、木楼梯、三槽窗和挂镜线。在他的记忆中，每间屋子都摆着条案，上面放着花瓶，正中一只用玻璃罩罩住的玉如意，青的、白的、黄的，特别好看。

一家七八十口人住在大院里。金彭育从小被长辈告知不许出门，只能在院里玩，和几十个堂兄弟姐妹一起。大院之外，是纵横交错的河网——他小时候冬天常在结冰的河面上滑冰，那是孩子们一年里最快活的时候。

“我小时候的五大道非常安静，没有商业区，甚至没有卖东西的地方，都是高墙深院。”金彭育谈及，在那个年代，五大道90%以上的居民都是中国人，而且大多是名人之后。但高墙深院隔绝了一切，连邻居之间也不怎么来往。

金彭育父母的结婚照，现被展览于五大道历史博物馆“张伯驹就住我们隔壁，隔着两个门，我小时候根本不知道。”金彭育说，那时的五大道，安静、神秘、洋气，又几乎与外界隔绝。五大道有两种房子：一种是独立的花园式别墅，一个大院落里有一座欧式风格的房子；

另一种是联排式公寓，每家每户都有一个门洞。“大部分都是一家一户，每个院子一户，没有出租房。”金彭育记得，自己常在马场道边坐着看天，街上连汽车都少见。那是五大道作为居住区最安静的岁月。

大院的另一段往事，则与金家的一位长辈有关。金彭育小时候常往西楼四伯父金克刚的房间跑。那里经常有操着不同口音的客人来往，有人打牌，有人打乒乓球，也有人跳舞。孩子们并不知道这些聚会背后的意义，只觉得四伯父的朋友多，家里总是热闹。

多年以后，金彭育才知道，金克刚曾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毕业于燕京大学电机系，在天津发电厂任工程师。在解放前夕，参加了保护发电厂的工作。在“城工部”安排下，将自家后楼作为“联络站”，使天南地北来津的20多位民主人士，在这里中转和休整，后转往平山县的解放区，筹备全国政协会议。

“这些客人操着南腔北调，来来往往。”金彭育回忆。童年时看似寻常的打球、交谈和聚会，后来有了另一层历史含义。深宅大院不只容纳着一个家族的生活，也曾在特殊年代成为时代变动中的一个隐秘节点。

“一座老房子的历史，往往并不只写在建筑立面上。它还藏在住过这里的人、发生过的事，以及多年之后仍能被讲述出来的生活细节里。”金彭育感慨。事实上，五大道上的很多小洋楼中，都蕴含着“红色基因”。

马占山、张伯苓、李勉之、金显宅、吉鸿昌、杨十三、赵天麟等爱国人士当年在这里生活或战斗，都给这里留下了红色记忆。金彭育直言，那份与世隔绝的安静，是旧时代五大道的一种气质；而这些慷慨悲歌的往事，则是这座城市精神中最硬核的部分。

天津人平日里的幽默知足，与关键时刻的家国大义，从来不矛盾。1951年，金家把房子交给了国家，全家搬到马场道安乐邨。交公那天晚上，大家吃了一顿捞面庆祝搬迁。从修缮到读懂离开常德道的金家大院，金彭育却没有离开过五大道。

他从小在这里长大，后来搬过五次家，始终没有走出这片街区。只是，随着年龄增长，他与五大道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童年时，他是被长辈留在院子里的孩子；成年后，他开始走进一栋栋老房子，检查墙体、屋顶、门窗和建筑材料；

再后来，他试着读懂这些建筑背后的历史，并把它们讲给更多人听。民园广场1962年，金彭育被分配到天津市房管局修建公司，第一份工作就是参与五大道房屋的修缮。“我负责检修，要对这里的小洋楼进行全方位勘察——每栋房子的设计师是谁、用了哪些材料、谁住过，都要了解。

”他说。这份工作让他有机会重新认识从小生活的街区。过去，他熟悉的是院落里的日常生活；现在，他需要了解一栋房子的建筑结构、建造方式和使用情况，也开始留意房屋与历史人物之间的联系。在修缮过程中，他发现，身边不少同事本身就与近代天津的历史人物有着家族渊源。

做油漆工作的同事是袁世凯的曾孙女，担任材料员的同事是原陆军总长陆锦的孙子。名人不再只是教科书里的名字，而是生活在他身边、与他共同工作的人。“我修这些名人的房子、听这些名人的事情，我就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成长起来。

”金彭育说。此后，他考上新华职大，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历史，继续补充自己的知识。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日常接触的老房子，并不是孤立的建筑遗存：一栋房子的主人可能参与过某段重要历史，一座宅院可能留下某个家族的迁徙轨迹，而一条街道，则能映照出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

他开始把修房子时积累的经验转化为系统研究，也开始向更多人讲解五大道。金彭育担任五大道历史博物馆的专家顾问上世纪80年代起，为保护这些小洋楼，天津提出“五大道”这一街区概念，将五道合围的范围划定为历史文化街区。

天津较早制订颁布了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将历史风貌建筑分为特殊、重点、一般三个保护等级。金彭育后来担任市保护风貌建筑办公室研究室主任，参与了《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的制定工作，还带着团队把五大道的两千多栋房子一栋一栋地走了一遍。

在他看来，建筑保护不是把旧房子保存下来就算完成：修缮让老房子得以延续，研究帮助人们理解它的来历，讲述则让这些知识进入公众视野——三者缺一不可。正是在这几个层次之间，五大道逐渐从一片以居住为主的街区，转变为人们认识天津近代历史的重要文化空间。

很多人把五大道称作“万国建筑博览会”，但金彭育对此有自己的理解。“五大道的价值绝不仅仅是单栋的小洋楼，而是整片街区。”他说，“这是观念的改变。当时天津老城都是四合院文化，但五大道这个地方完全不同，它有整个社会化的规划——市政厅、公园、体育馆、体育场、教堂，这些设施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

全国有12个城市历史上有租界，天津当时是9国租界，天津的洋楼最集中、最成片，是全国独一无二的。”金彭育还花了大量时间为老房子寻找“作者”。一些建筑已经存在几十年乃至百年，设计者的名字却没有完整留存。

金彭育先按地址列出调查清单，再走访老住户、查找书籍和文字资料，逐步核对建筑师及房屋沿革。为了辅证，他购书上万册。经过多年搜集，他为百余栋老楼找到了相关设计线索——法国建筑师保罗·慕乐（天津劝业场的设计者）、奥地利建筑师罗尔夫·盖苓（民园大楼、香港大楼的设计者）、意大利建筑师保罗·鲍乃弟（疙瘩楼以及安乐邨的设计者）、中国建筑师沈理源（大理道许氏旧宅、民园西里的设计者）……最令他欣慰的一次，是帮助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傅莱的后人找到故居。

傅莱是抗战时期支援中国的外籍医生，曾在天津以医生身份为掩护，向根据地输送药品和医疗器械。德国后人来津寻访旧居未果，金彭育与文史专家张绍祖拿着老照片沿马场道寻找，最终在云南路48号找到被新楼挡在身后的旧宅，门口的栅栏与照片相吻合。

2015年，傅莱的后人专程来到这里，见到父亲住过的房子，情绪难以自抑。“历史因为细节而真实、精彩。”金彭育说。当一栋房子的设计者、居住者和经历被重新辨认，它就从“好看的老房子”变成可以被阅读的历史现场。

游客看到的不再只是拱窗、雕花和外墙，也能透过这些细节理解建筑背后的人与时代。“五大道就是了解天津的入口。”金彭育说。风骨金彭育谈起五大道时，常常把话题从建筑转向人。在他看来，建筑风格固然值得观看，但真正让砖墙木窗拥有温度的，是人物的命运、选择与风骨。

近代以来，天津的城市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交织。政界人物、实业家、教育家和文化名流曾在五大道居住、交往，也在时代变局中作出各自选择。这些故事使街区超越了地理空间，成为理解天津、理解中国近代史的一扇窗口。

河北路与重庆道交口的顾维钧旧居，是其中一处能够把宏大历史落到具体人物身上的地方。1919年巴黎和会上，顾维钧为中国在山东的主权据理力争，拒绝在不平等和约上签字。如今，旧居内的展陈与讲解重新讲述他的外交生涯，让来访者意识到，这栋百年洋楼承载的不只是一个家庭的生活史，也包括一个国家在积弱处境中的尊严与抗争。

顾维钧旧居顾维钧的故事，也改变了旧居运营者孙小松对这栋房子的理解。孙小松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少年时家境普通，15岁便开始工作，先后做过电焊学徒、从事广告灯箱制作工作，也辗转于影视制作、餐饮和酒吧行业。

另一条始终贯穿他生活的线索，是对天津旧日街巷和市井生活的留恋。他搜集、修复老录像带，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街景、婚庆车队、游乐园和早市影像重新发布到网络上，想把那些逐渐远去的城市日常留存下来。

接手顾维钧旧居运营之前，孙小松对这位外交家的认识并不深入。真正进入这栋楼、开始梳理人物经历后，他才被顾维钧在国家危难之际据理力争的经历打动。他说，自己未必能达到顾维钧那样的人生高度，但至少可以把这段历史讲给更多人听。

对他而言，运营旧居不只是经营一处空间，也是在用当代人的方式，接续一段曾经被尘封的记忆。一个从天津市井生活中成长起来的普通青年，就这样与百年前的外交家发生了联系。这种联系，被团队放进了旧居的日常体验里。

顾维钧的影像和展陈，在空间中持续讲述着他的生平故事。孙小松观察到，有些年轻游客最初是冲着拍照而来，也有人只是想在庭院里坐一会儿。但当他们听见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为山东主权据理力争、了解中国代表团最终拒签和约的经过时，参观往往会多出一层意义：他们记住的不再只是某栋漂亮的老房子，而是一个国家在困境中维护尊严的故事。

历史不必总以说教的方式出现。它也可以从一杯咖啡、一面墙上的文字、一段讲解开始，慢慢进入一个人的记忆。旧居内部 实习生 苗硕 拍摄从一栋旧居再看整个五大道，历史的复杂性也随之显现。金彭育谈及，这里的旧居主人身份各异，人生评价也不尽相同，难以用一个简单标签概括整片街区。

五大道承载的城市精神，并非从某一类人物身上直接提炼出来的口号，而是在历史变迁、文化交汇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慢慢沉淀下来的。这份历史感，也在塑造当代天津人的城市认同。孙小松回忆，五大道曾经更多是本地居民生活、休闲的街区，后来随着文旅发展和短视频传播，越来越多外地游客走进这里。

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变化不只是游客增加，而是这片街区终于有机会被更多人理解。“天津有可以拿得出手的东西。”孙小松说这话时很直接。他举了个例子：“你去北京有故宫，去西安有兵马俑，天津能够变成旅游城市，一定是奔着五大道过去。

”金彭育分析，这种城市自信并不意味着要把五大道的历史讲成一段没有阴影的辉煌史。恰恰相反，只有把交往与碰撞、个人选择与国家命运一并讲清楚，五大道才有可能成为真正有厚度的文化地标。它提醒天津人，城市的开放并不等于失去立场，生活的松弛也不意味着缺少风骨，这或许是五大道留给这座城市的一种重要精神遗产。

“津派”气质五大道对天津人来说，不只是一片可以带外地朋友来看的风景，也是一种熟悉的城市底色。聊起天津近年的旅游热度，孙小松提及，海河边游泳的大爷、种类丰富的早点，以及天津人说话时自然流露的幽默，这些未必是专门准备给游客看的表演，却因为真实、鲜活而吸引了外界的目光。

老豆腐、嘎巴菜、烧饼里脊等早点，原本就是居民生活的一部分；相声、快板和日常闲聊中的“哏”，也并非只存在于舞台。所谓津派气质，与其说是一组可以贴在所有天津人身上的标签，不如说是一种从日常生活中长出来的城市感受：做事讲实在，待人有热乎劲，面对生活的难处时，也愿意用幽默给自己留一点余地。

街边墙绘金彭育谈及，天津的这种气质，与长期的人口流动、河海交通、商业往来和近代历史有关。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在这里生活，南北物资经由漕运和港口汇集、转运；近代开埠之后，不同的建筑样式、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又在城市里留下痕迹。

开放与保守、务实与好奇、怀旧与接纳新事物，在天津的城市生活中并存。五大道上的游客“但城市性格很难被几条历史原因完全解释，更可靠的方式，是回到具体的人和生活里去看。”金彭育说。夜幕下的河北路光明里，一座始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双层砖木结构洋楼里，棉里咖啡的灯光总在深夜还亮着。

推开玻璃门，楼梯旁一尊巨型光明女神雕塑穿透屋顶耸立其间，古典油画般的空间里，咖啡机正发出低沉的轰鸣。该店的市场与媒介总监含晓放是“90后”，土生土长的天津人。2013年前后，他在天津本地纸媒担任生活方式探店编辑。

那是他第一次有意深入探索五大道。“当时重庆道、常德道出现了一批具有当地特色的独立小店，我才开始深入了解五大道的一些历史和文化特色。”2022年，棉里完成了对光明里大楼的装潢改造并对外试营业。

这座曾经属于山西富商家庭的大宅院，经过修缮保留了折中主义建筑的原貌，被改造成了集咖啡、酒吧、艺术展览于一体的复合空间。2023年，棉里咖啡正式入驻。“我们希望顾客坐在咖啡店里就像置身于一幅古典油画之中，可以沉浸式地感受百年以前的咖啡文化，感受五大道的历史。

”含晓放的家庭经历，也让他对天津的历史文化有着特别的亲近感。爷爷毕业于燕京大学，曾从事化工进出口生意的翻译工作，会说英文；父亲是京剧花脸演员，自幼入科班学戏。成长于这样的家庭，含晓放自小就对天津的历史文化感兴趣。

棉里咖啡馆外部当被问及五大道对天津人的意义时，含晓放说：“这么说吧，我每周都会在晚上专门骑自行车穿梭于五大道的那些街道。”对他而言，五大道并不只是供人参观的历史街区，也是可以反复走过、不断发现新细节的日常空间。

建筑、街道和生活方式并没有因为时间流逝而彻底退场，它们仍在当代人的行动与记忆中发挥作用。桂园餐厅 实习生 苗硕 拍摄在五大道的桂园餐厅，老板陈斌正在后厨忙碌。这位1988年出生的天津人，家里经营餐饮多年。

2021年，他和爱人刘婷婷接手了老字号桂园餐厅，并将老店从一栋百年老洋房搬到了马路对面更大的新址。“老店是在保护建筑里，厨房没法升级。”陈斌解释，搬迁既是经营上的现实需要，也意味着餐厅必须在延续传统与适应当下之间寻找新的平衡。

澎湃新闻记者张成杰在五大道民园广场留念1972年，一间仅有20平方米的包子铺在五大道区域内开张；1984年，包子铺扩建为300平方米的桂园餐厅，21年以后又扩大为3000平方米的店。

几十年间，餐厅积累了一批长期往来的顾客，有人每次回天津，都会专程来五大道吃一顿饭。“我们算是见证了五大道从昔日的居住街区成为今天的‘网红’地标，其实变化的是它被看见、被讲述的方式，不变的是它始终与天津人的生活相连。

”刘婷婷说。正如金彭育所强调的，“这片街区的魅力，从来不只是洋房本身，而是历史不断落地在普通人的日常里，代代延续。”海报设计：王璐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