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处罚纠纷快速增长，北京互联网法院给平台行权划边界

商家不服平台一纸罚单，把平台告上法庭。这类“平台治理型”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正在快速涌入法院。11月10日，北京互联网法院通报涉平台治理网络服务合同纠纷审理情况：自建院以来累计受理10547件，审结9548件，在网络服务合同案件中占29.4%。

据通报，2023年之前此类案件整体较少，2024年受理311件，2025年增至2970件，2026年1至10月已达6909件。今年前10个月的受理量，是去年全年的2.3倍。“平台既是市场经营者，又是市场规制者。

”北京互联网法院副院长赵长新说，法院在尊重平台规范自治的同时，防止平台以自治之名不当侵害用户权益，也避免司法过度介入、压缩平台正常的治理空间。谁在告平台这类纠纷主要有两类：用户或平台内经营者不服处罚起诉平台，以及平台起诉未缴违约金的用户追偿。

前者是主流。原告遍布全国，自然人约占56%，法人及非法人组织约占44%，后者多为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被告主要是在京平台企业，多被告案件占12.2%。据通报，平台的组织架构和业务模式复合、嵌套程度上升，用户或经营者往往难以确认具体由谁承担责任。

从场景看，网络购物类占60.6%，网络直播类占36.1%，生活服务类占3.3%。高频违规情形包括虚假宣传、刷单炒信、品质缺陷、色情低俗引流、录播伪装直播、AI生成内容未标识等。平台处罚则从警告、信用扣分、限流，到扣保证金、扣违约金、冻结货款，再到封号、清退、停止服务，形成由轻及重的阶梯。

原告的起诉理由集中在几处：平台提示说明不足、规则设置不合理、处理措施过重、处理程序不当。此类纠纷判决结案占11.3%，调解结案占21.8%，简易程序和小额诉讼程序适用比例较高，审理周期较短。

据通报，相关审理流程降低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规则、算法与举证发布会上通报的审理思路，落到平台行权的几个关键环节。平台规则是处罚的基本依据，但法院要审查它是不是有效的格式条款：平台有没有履行提示说明义务，规则有没有不合理地免除平台责任、加重用户责任、排除用户主要权利，有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

“在尊重自治权的基础上，依据平台协议对用户是否存在违规行为予以审查。”赵长新说。算法判罚是另一个争议焦点。法院要求平台围绕争议事实，举证证明或说明算法运行机制，并对算法判定的准确性作必要限度的解释说明。

唐某诉某科技公司案中，平台以自研算法结合人工复核，认定其发布的原创内容缺乏明显人类情感特征，属于未标识AI生成内容，隐藏内容并禁言一天。唐某称内容并非AI创作，申诉未果后起诉。平台以涉及技术秘密和算法逻辑为由，主张无须向用户解释认定机制。

法院认为，涉案回答是即时性创作文本，要求原告提供创作底稿、源文件缺乏合理性和现实可行性；算法运算过程和审查结果由平台掌控，平台未作适度解释说明，应承担违约责任。判决平台解除隐藏、删除违规记录。

法院在典型意义中明确，平台应以用户可理解的方式说明算法运行机制及误判救济措施，不能仅以涉及商业秘密为由拒绝解释。举证责任也在收紧。平台应提供违规事实证据、后台预警记录、举报处理记录、历史处罚情况、处罚决定作出过程等全流程证据；

在指定期限内无法提交的，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在某电器公司诉某商务公司案中，法院认定平台有责任、有能力提供证据，却未在合理举证期限内提交处罚依据，判决撤销处罚并返还违约金。“代办维权”与虚假诉讼平台处罚多发，申诉、维权需求随之增加，出现了“引流—接单—代办”的链条。

部分代办人代为制作申诉材料、代为准备起诉材料甚至代为出庭，但在诉讼中难以有效陈述案件事实，有的还伴随伪造证据、虚假陈述。某贸易公司诉某商务公司案中，原告法定代表人为应付申诉与诉讼，委托代办人伪造采购合同、发票及控价函。

法院认定其构成伪造证据，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并对原告罚款2万元。另一起案件中，商家被平台以“价格违规—价格虚高”为由划扣违约金，庭审中提交70张电子发票、购销合同、交货合同、控价函。

法官详细询问发票情况后，原告承认发票系其法定代表人有偿委托他人虚开，所载交易并不真实存在，合同、控价函也系有偿委托制作，仅为应付申诉与诉讼。法院认为店铺商品价格明显高于同期平台内其他店铺及第三方渠道同款商品，平台事先预警、说明理由并给予申诉机会，处置未超出约定范围；

原告伪造证据、虚假陈述，妨害诉讼程序，最终驳回诉请，并对原告法定代表人陈某处以罚款。基于前述问题，北京互联网法院对平台经营者提出如下四点建议：优化平台规则，以显著方式提示与各方主体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制定和修改规则时公开征求意见，作出处理措施后告知理由及依据，设置便捷申诉渠道；

对违规行为建立阶梯式处置机制，坚持过罚相当；加强信息内容管理，利用AI等技术手段治理违规时，避免以技术中立为由回避审核义务；压实举证与证据留存责任，由“被动应诉”转向“主动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