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院院长照护孤老获百万财产遗赠，老人亲属有异议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界面新闻 ，作者：张钰馨2026年上半年，上海市一家养老社区的院长得知，自己被已故老人生前指定继承百万遗产。老人丧偶、没有子女，入住后与他逐渐建立起信任，并选定他担任意定监护人。

离世后，有老人亲戚对遗嘱提出异议。目前，该院长已委托律师处理遗嘱争议。意定监护管的是生前事，但在众多被监护者的考量中，往往与身后安排交织。在实践中，从对制度的认知、监护人的选择，到相关财产的安排，各个环节都可能存在争议难点。

百万遗产与意定监护直到看到遗嘱，徐海涛才得知，一位85岁的老人将百万财产遗赠给了自己。他是上海市金山区一家养老社区的院长，这笔遗产来自2023年入住的张阿姨。她已丧偶，没有子女，当年独自联系养老院，由工作人员上门接她入住。

该养老社区有900余名老人，其中孤老老人百余名。徐海涛印象中，张阿姨从另一家养老院转来，对饮食等生活细节要求较高，入住后先后换了十几位护工。据徐海涛回忆，当时养老院还面临疫情期间护工人手不足的难题，他在张阿姨身边承担起了部分的照护工作。

他对院内的孤老多有关注，逐渐获得了张阿姨的信任。后来张阿姨告诉他，自己没有孩子，已把他当成了儿子。张阿姨入住期间，侄子每年来探望一两次，在她身体不适时也会前来，姐姐则一直与她保持电话联系。

在徐海涛看来，张阿姨与亲属的关系总体正常。入院不久，张阿姨便有了订立遗嘱的想法。她希望自己的钱能用于医疗保障，等到将来“糊涂”了，仍能得到有尊严的照料。一开始，她找到公证处做遗产公证，但难点在于，工作人员要求她的兄弟姐妹、侄辈孙辈共同参与起草相关协议，“她年龄这么大，召集这么多的人是不可能的任务”。

2024年，张阿姨通过中华遗嘱库订立遗嘱，并与徐海涛签订意定监护协议，选定他担任自己的意定监护人。依据《民法典》，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

签订意定监护并不能立即启动监护关系。老年人经法院宣告认定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后，意定监护才能关系启动。中华遗嘱库上海黄浦点负责人黄海波向界面新闻表示，在意定监护关系启动前，可以通过委托代理服务协助老人处理具体事务。

例如，一位患有眼部黄斑病变的老人，尚未失能，但因视力受限委托他们陪同就医，按单项服务收费。2026年上半年，张阿姨因突发心脏病离世。徐海涛称，她平日身体尚好，只是行动不便需要坐轮椅。

担任意定监护人后，张阿姨就医大多由徐海涛陪同。费用由张阿姨手头的现金支付，不足的部分由养老院先行垫付，“劳动都是义务的”。陪同就医也是养老院工作人员为其他老人做过的事。徐海涛说，不少老人到了医院会遇到需要家属签字，但又找不到人的情况。

为了不耽误诊疗，养老院的陪护者有时会代为签字，“严格意义上我们是越权的”。院内一些老人对身后事的安排也让徐海涛感到为难。他说，有老人写了张“白条”交代身后事，希望由他来处理，他不敢接下托付。

张阿姨离世后，一些亲戚对其将财产遗赠给徐海涛的安排提出异议。目前，相关事宜正由律师沟通处理。其律师告诉界面新闻，该案的难点在于查全并通知相关法定继承人。张阿姨没有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她的兄弟姐妹多为50年代生人，档案都为手写，有的出现了户籍断档的情况。

此外，她的部分兄弟姐妹已经去世，还需通知到外甥、外甥女，其中有人可能已在国外。协议有范本，家事更复杂上海松江区幸福时光社会发展中心理事舒敏认为，张阿姨的意定监护安排存在一定隐患。养老院提供照护，院长既是意定监护人，又是受遗赠人，容易使张阿姨陷入被动。

在她看来，意定监护应当实行“人、财、所”三分离，即监护人、财产安排与养护场所分开，以更好地保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舒敏所在的社会组织从2023年开始关注孤老、失独等困境群体，目前已取得相关社会监护服务资质。

结合经手个案的经验，她更建议当事人办理意定监护协议公证。一则意定监护咨询的个案中，一位无子女的老人希望由其信任的子侄担任监护人，此前存在被其他子侄哄骗取走存款的情形。舒敏走访时发现，老人的生活井井有条，只是在交谈中显露出记忆力不佳、反应较慢的情况。

她和公证处达成共识，建议老人接受了民事行为能力的司法鉴定，结果显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意定监护的公证中止。在她看来，若勉强推进签约，可能使老人陷入更复杂的家庭纠葛。最后，她建议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的子侄或者老人所在的居委会，通过司法程序，由法院从最有利于老人的角度为其指定监护人。

黄海波曾接待过一对持公证遗嘱前来咨询的夫妻，两人约定将各自的全部财产留给对方。交谈中，他得知女方正在接受化疗，便提醒她，这份遗嘱合法有效，若她先离世，财产将全部由丈夫继承。如丈夫再婚，她的女儿对房产、存款等财产的继承权可能存在争议。

舒敏告诉界面新闻，公证处能提供的咨询次数有限，未必能充分了解每个家庭的情况。在她看来，意定监护不只是法定权益，也牵涉复杂的家庭关系。人的选择背后可能有多重原因，需要充分的沟通才能让潜在的隐患浮在台面上。

张阿姨的情况有其特殊性。对于缺乏经济能力、无力购买监护机构支持服务的孤老，又该怎么办？舒敏称，从社工的角度而言，会优先协助老人链接支持资源。在她接手的一则案例中，一位残障孤老积蓄不多、退休金微薄，顺位的监护人全都过世，只剩不在本市的子侄辈，因此希望由社会组织担任其意定监护人。

社工联系上了与老人仍有往来的外甥女，在了解其意愿与顾虑后，为她厘清了意定监护人的职责与边界。最终，两人完成意定监护协议公证。在舒敏看来，意定监护关联三项职能：监护、照护和财产管理。

监护侧重于组织资源、作出决策，如医疗方案抉择，筛选养老机构等安置选择。照护则是生活中的人身安排，如衣食起居、就医陪诊支持、日常陪伴安抚等。财产管理包括协助确定财产保管方式，并根据老人的照护需要支付相应费用。

在社区宣讲中，舒敏发现，一些老人对意定监护的理解存在偏差。他们与家人存在矛盾，希望另找意定监护人，但这些矛盾并非不可化解。他们希望以较低的经济投入，找到愿意为自己提供情感和照护支持的人。

意定监护制度在我国的探索已逾十年，但实际运用并不成熟。2025年出版的《中国成年监护服务研究报告》基于2022年对上海市543位老年人的问卷调查发现，超八成受访老人对意定监护制度持关注态度，但仅9.39%已办理相关手续。

上述报告作者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张继元在2025年介绍，在上海的调研数据中，公众对意定监护、成年监护的认知度从2022年的62%提升至2025年的69%。黄海波称，近年有监护规划需求的市民持续增多，除了老人以外，还有跨境分居的家庭、未婚独居人士等。

还有很多老人尚未意识到自己需要意定监护。舒敏所在机构与社区协同摸排时，接触到一位自幼肢体残障的老人。老人的老伴已经去世，儿子智力残障，住在托养机构。入户时，社工发现她在今年夏天已摔倒三次，一次比一次严重。

社工向居委会提示风险后，老人将备用钥匙放在居委会，居委会叮嘱楼组长每天敲门查看。老人也开始考虑是否需要意定监护。舒敏告诉她，先照顾好自己，才能长久地惦念、探望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