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忽视却被“嫌弃”：阿拉伯政党能否借组阁改变以色列权力结构

19席，足以改变以色列组阁的算术，却未必足以改变阿拉伯政党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11月10日，在位于耶路撒冷的以色列议会，正直党领导人加迪·埃森科特在第26届议会开幕当天参加党派会议并发表讲话。

新华社 图11月8日，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正式授权正直党领导人、国防军前总参谋长加迪·埃森科特组建新政府。在此前的党派磋商中，埃森科特获得67名议员推荐，其中包括两大阿拉伯裔政党的19名议员；

内塔尼亚胡仅获46名议员推荐。这是内塔尼亚胡长期执政以来，首次在组阁授权环节被总统“跳过”——尽管利库德集团仍是议会第一大党，赫尔佐格依据的是“最有希望组建政府”的法定标准，而非“第一大党优先”的政治惯例。

根据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11月4日公布的正式结果，在10月27日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阵营获得53席，较选前的68席明显缩水；埃森科特领导的反对阵营获得48席；联合名单和联合阿拉伯党（拉姆党）分别获得11席和8席。

在120席的议会中，任何一方要跨越61席的组阁门槛，都绕不开阿拉伯政党。然而，创造历史纪录的19席，至今仍是一种有待兑现的政治力量。19席是如何炼成的阿拉伯政党此次崛起，首先来自选民动员。

据新华社援引以色列民主研究所的数据，阿拉伯地区投票率由2022年的53.2%升至约77%。治安恶化、住房与地方建设投入不足、针对阿拉伯公民的歧视性言论，以及加沙战争带来的冲击，共同推高了投票意愿。

联合名单的重新整合，也降低了选票分散和未能跨过选举门槛的风险。更深一层看，19席是阿拉伯政治力量数十年积累的阶段性结果。以色列阿拉伯公民约占全国人口五分之一，其中许多人同时具有以色列公民身份与巴勒斯坦民族认同。

1966年以色列取消对阿拉伯公民的军管后，这一群体才真正进入常规政治生活；上世纪80年代，独立的阿拉伯政党开始登上议会舞台，但长期被视为“永远的反对党”。2015年，多个阿拉伯政党组成联合名单共同参选，一举获得13席，成为议会第三大党团；

2020年，联合名单拿下15席，创下当时的最高纪录。2021年联合名单分裂、2022年阿拉伯投票率跌至低谷的经历，则从反面证明：团结程度与动员能力，决定着这一政治力量的上限。此次19席，正是重新联合与投票率回升叠加的产物。

19席，不等于19张组阁票席位同属一个群体，并不意味着路线完全一致。联合名单更强调公民平等、巴勒斯坦民族权利和反对战争政策，倾向于以阁外支持推动政府更替；其领导人优素福·贾巴林对媒体的表态颇为直白——“我们不是在好与更好之间做选择，而是在坏与更坏之间做选择”。

拉姆党则更愿意通过参与政府换取治安、住房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实际成果，其领导人曼苏尔·阿巴斯2021年曾带领拉姆党加入贝内特-拉皮德执政联盟，打破了阿拉伯政党数十年不入阁的禁忌。两党此次共同推荐埃森科特，首先是基于阻止内塔尼亚胡继续执政，而非已经就施政纲领达成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阿巴斯11月5日表示，同意解除包括哈马斯在内所有巴勒斯坦派别的武装。这一表态明显是向埃森科特开出的组阁条件靠拢，显示拉姆党为实质性参与权力保留了更大弹性；而联合名单则坚持“只推荐、不入阁”，意在保留议会关键表决中的否决权，避免为新政府的施政背书。

因此，19席不是一张可以整体兑现的支票。它既可能成为新政府的外部支撑，也可能因政策分歧而在信任投票、预算表决和安全议题上分化。红线不只在阿拉伯政党一侧阿拉伯政党难以进入权力中心，不能简单归因于党派利益计算，其背后是以色列国家身份与公民平等之间长期存在的张力。

阿拉伯公民的政治诉求大致分为两层：一层是打击有组织犯罪、改善住房规划和增加地方预算等民生议题；另一层则涉及公民平等、国家犹太属性、加沙战争以及巴勒斯坦人的政治权利。前者存在交易空间，后者更容易触及犹太主流政党的红线。

2018年通过的《犹太民族国家基本法》将民族自决权专属犹太人，并把阿拉伯语从官方语言降格为“特殊地位”语言，正是这一张力的制度化表达。对许多阿拉伯公民而言，该法以法律形式固化了他们的从属地位；

对犹太右翼政党而言，国家的犹太属性则是不可谈判的底线。内塔尼亚胡及其极右翼盟友明确排斥阿拉伯政党。授权仪式后，内塔尼亚胡立即发表视频讲话，将当前组阁安排定性为“国家灾难”，重申阿拉伯政党“支持恐怖主义、否定以色列犹太国家属性”。

这种话术并不新鲜：2015年选举日，他曾以“阿拉伯选民正成群结队涌向投票站”动员右翼基本盘；但在2021年的政治僵局中，他又曾尝试争取拉姆党的支持。排斥与拉拢之间的切换说明，阿拉伯政党被排斥的程度，往往取决于内塔尼亚胡的政治需要，而非一成不变的原则。

埃森科特阵营虽然接受阿拉伯政党的推荐，却仍未就正式合作形成一致立场。埃森科特要求潜在伙伴承认以色列为犹太国家、接受服役义务，并同意瓦解哈马斯的军事与统治能力；其11月6日的公开措辞较此前的“摧毁哈马斯”有所缓和，为谈判留出空间。

但其重要盟友、“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领导人利伯曼11月8日再次反对组建依赖阿拉伯政党支持的少数派政府。在四党组成的反对阵营中，除左翼民主党外，其余三党均反对与阿拉伯政党正式结盟。由此形成的关键障碍，不只是阿拉伯政党愿意接受什么，更是犹太主流政党愿意承认什么：阿拉伯公民选出的代表，究竟只能用于阻止某一届政府，还是能够成为正常的治理伙伴？

制度放大僵局，却不制造排斥以色列实行议会制和政党比例代表制，政党须获得至少3.25%的有效选票方可进入议会。这一制度为社会中的不同群体提供了表达渠道，也造成议席分散，使联合政府成为常态，政府要维持稳定执政通常需要至少61席。

不过，选举制度本身并未规定阿拉伯政党必须被排除在外。上世纪90年代，阿拉伯政党曾从外部支持拉宾政府，为奥斯陆和平进程提供了关键的议会支撑；2021年拉姆党入阁，也说明合作并非制度禁区。

真正的限制来自政治红线：制度把阿拉伯政党送进议会，联盟政治却可能把它们挡在政府门外。这一机制在当前表现得尤为清楚。67名议员推荐埃森科特，不代表67名议员都已承诺支持同一份联合协议。

依据《基本法：政府》，埃森科特拥有28天组阁时间，必要时可延长14天。若组建少数派政府，阿拉伯政党可以选择支持或弃权，使其在信任投票中过关；但政府成立后，预算、兵役、战争与定居点政策仍可能使合作随时破裂。

另一条路径是争取极端正统派政党入阁：此次总统磋商中，原属执政阵营的圣经犹太教联盟未推荐任何人，显示宗教阵营并非铁板一块；但埃森科特主张的“平等服役”改革恰恰触及极端正统派的核心利益，交易空间同样有限。

此外，埃森科特在授权仪式上公开向利库德集团抛出橄榄枝，条件是“与极端分子切割”并由其本人担任总理，实质是在不与内塔尼亚胡直接结盟的前提下拆解利库德阵营。若上述路径均告失败，组阁权可能转交其他议员，甚至再次触发大选，内塔尼亚胡则可在新政府成立前继续担任看守总理。

2019年至2022年间，以色列曾因政治僵局在三年内举行五次选举，内塔尼亚胡也曾以看守总理身份执政超过一年。这段记忆提醒各方：组阁授权只是僵局的开始，而非结束。从“影响结果”到“参与治理”就此而言，阿拉伯政党的权力并非“没有增加”。

它们已经获得了过去少有的否决能力和议程影响力，足以改变组阁路径；尚未确定的是，这种影响力能否转化为治安、住房、教育和公民平等方面的可兑现成果。对阿拉伯社会而言，衡量任何一届新政府的标尺都将非常具体：街头枪击是否减少、住房建设是否获得合法化通道、地方市政预算是否增加——这些才是19席最终的政治成色。

这一转变的外溢效应也已显现。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方面将其视为打破巴以僵局的一次机会，期待新政府能够遏制约旦河西岸的极端定居者暴力；而埃森科特若上台，以色列对伊朗的基本遏制立场虽不会改变，政策风格可能更为务实谨慎。

阿拉伯政党在国内政治中的分量，由此与地区局势产生了直接联动。对阿拉伯政党而言，挑战在于把高投票率和席位增长转化为明确、可执行的合作条件，同时避免内部路线分歧消耗议价能力。对犹太主流政党而言，问题在于能否在不放弃各自核心立场的前提下，承认阿拉伯公民平等参与权力分配的政治正当性。

这场选举真正揭开的，不只是组阁难题。阿拉伯政党已经证明自己可以影响谁不能继续执政；它们能否进一步参与决定国家如何治理，将检验以色列民主制度的包容性，也将影响其社会裂痕是继续扩大，还是获得修复的机会。

（王然，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唐梦涵，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区域国别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