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松禾资本厉伟：AI与硬科技时代，中国创投为什么更需要重新理解"常识、耐心与失败"?

文 ｜ 智讯智库

，作者 | 于世超从中国资本市场早期探索，到硬科技投资浪潮，再到人工智能带来的产业变革，厉伟经历并参与了中国科技创新最重要的几个阶段。在他看来，时代变化的核心并不只是技术迭代，而是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既要看见趋势，也要理解人、企业与长期价值。

AI 正在成为新一轮产业革命的重要驱动力，底层技术、产业能力、数据资源和应用场景的积累，将重新定义企业之间的竞争格局。对于投资者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追逐热点，而是在技术突破与商业落地之间寻找真实价值，识别那些具备长期生命力的企业。

在访谈中，厉伟分享了他对硬科技投资、企业家精神以及 AI 时代产业机会的理解。他认为，优秀创业者最终需要成长为企业家，拥有开放的心态、吸引人才的能力和穿越周期的韧性；而投资的本质，则是在未知中保持判断，在疯狂与常识之间寻找平衡。

面对未来十年的变化，厉伟将关注点落回人与时代的关系：技术会不断演进，但独立思考、持续探索、反思能力、善良与长期主义，仍然是个人和企业穿越周期的核心力量。近日，智讯智库创始合伙人张佳伟与松禾资本创始合伙人厉伟，展开了一场两小时的深度访谈。

以下为访谈原文精校版，（ ）内为编者注解，非受访者原话。资本市场三十年：从信念、胆识到规则意识智讯智库：非常感谢厉总接受智讯智库的邀请，今天这场访谈对我来说其实挺特殊的，您既是我的师兄，也是老戈友（戈赛，指玄奘之路戈壁挑战赛），还是我的老师，这么多年看下来，您几乎完整经历了中国资本市场起步到科技创投最波澜壮阔的30年。

而松禾资本投资的，像大疆、像华大、优必选、德方纳米、商汤等一大批优秀的企业，也几乎完整串联起了中国科技创新的脉络。所以今天我不只是想和您聊投资，更想聊一聊您眼中的创新、AI时代、企业家，以及未来10年的方向。

那第一PART，咱们先聊一聊早期的资本市场，厉总您是1991年南下到深圳，您觉得那个野蛮生长的时代。最珍贵的是什么？是胆识？是制度红利？还是一代人对市场经济的信念？厉总：非常感谢智讯智库来交流，你既然提到30多年前，像我1991年南下深圳，其实当时我想凭着这一种信念，就是你哪怕不知道，最终的前方你会遇到什么，你仍然敢坚定地迈出那一步。

我想这个是当年支持了我，应该说甚至支撑了一大批中国创业者、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中国的那些寻找更好的生活的那些年轻人，或者说走出家乡者。不管他们是南下，或者说到沿海地区，甚至有的到西部去，我想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大家走向了四面八方，包括最近最新的一个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其实当时也是信念支撑他们下南洋，虽然表面看起来是一个逃避抓壮丁、避免卷入内战的那么一个过程。

但实际上也是他们抱着自己下南洋，一定能够获得更好的生活，郑木生出海就一定能够赚取更多的财富，让自己有朝一日回家团圆。我想这都是信念，所以至于说那一代人最珍贵的，实际就是在未知中探索的勇气。

某种程度上来讲，那时候刚刚到深圳，而且那个时候中国资本市场，某种程度上处于一个初创期，没有什么规则。那时候1991年没有证券法，证券法都是相当后面的，到1993年才出了一个证券管理条例，应该说整个那个过程，你说大家都了解吗？

其实股票这个东西，我想从事经济工作的人，尤其改革开放之后开始教的书籍，确实告诉大家了股票这个概念，也告诉大家了，资本市场是几百年前在荷兰就出现了，在美国——我们当时公认的榜样，实际人家也运行了100多年了。

虽然中间经历过各种大的危机，但是，对改革开放的中国大陆来讲，确实那些仍然是新的。当年没有规则，确实需要很多人，尤其是我们是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这种理论框架下，在这种逻辑体系下，就很多东西，我们并不能完全地拿来。

我们只能在拿来的过程中，或者了解过程中不断地借鉴，而且当年也有很多，虽然在1992年初的时候，有南巡讲话，确实带动了我们创新的高潮。但是，应该说很多制度，尤其是从思想层面，还并没有得到更多的开放，所以需要人们去不断地去试错，不断地去突破边界，不断地去打破过往的一些桎梏。

所以我所经历的那个年代的，90年代的中国，整个的出现了一个是蓬勃向上，不断突破旧有的边界，有的时候发现在突破的过程中，确实考虑不周，考虑不完善，也带来了蛮大的损失。这个时候国家要及时地做修补，整个国家就是在不断地在突破旧的规则，旧的桎梏之后，建立新的规则，建立新的秩序的过程中，那个年代给我们带来的，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回忆。

当然里边也有更多的要有反思的，那么一个年代，打破了传统，当年是很多时候是靠胆识的，但是光靠胆识是不够的，除了胆识之外，一定还是要有规则意识，尤其是在今天。我觉得，随着规则相对的完备了，你看我用的词是相对的完备，就证明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方面，仍然是有待改进的，哪怕是近些年，中国已经发展到，世界总量在世界第二的程度上，包括我们的。

各级领导人都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反复提出我们还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我想这就证明了确实我们还是不够完备的，确实需要很多，还是需要改进的，需要不断去突破的、还是要去探索的，这也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一些责任，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些特征。

智讯智库：对，我的一个朋友力瀚，写了一本《中国风险投资史》，里面描述您刚到广东的时候，下了火车的时候，都带着一把明晃晃的刀防身，我觉得非常有画面感。然后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里面，描述您是中国资本市场最早的鲶鱼，这两年《繁花》的热播，也让普通大众更多的视线关注到了那个年代，您觉得那个时候的资本市场。

和现在的资本市场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厉总：我觉得那个时候资本市场，就像我刚才谈到的，那个时候人们对资本市场的了解，应该说刚知道这个词。因为1978、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1991、1992、1993年那个时候，我们刚刚也不过经历了十四五年。

股票这个事物，真正走入更多人的视线，不过是1990、1991年的时候，所以你想尤其还仅仅在南方，仅仅在上海和深圳，那个时候人们可能更多的所谓看到股票，都是从香港电影里边，地下那个播放厅的港片里边看到的股票。

而那个时候进入到地下播放厅的又有多少中国人，所以应该说在这种情况下国人刚开始接触股票。同样监管层，我们很多很多的，哪怕在其他领域，他们是很好的改革推动者，甚至是改革政策的制定者，但是在他们过去学过的知识里面，和他们所掌握的政策里面，都不曾有股票，可能有的人连股票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

正是在这个时代，而上海、深圳大胆地开启了那个证券市场之旅，那很多时候，确实很多规则需要建立，很多需要人们去不断地去试错。所以那个年代，我想是一个叫不断地去开拓，不断地试错，不断地打破常规，不断地建立规则，这个反复博弈的这么一个过程。

当年，至于说我刚来深圳的时候，可能有朋友问我说，你刚来深圳的时候第一站到了广州。是，我当时到广州，我坐火车来的，出了火车站，那个流花车站，那时候在8月份。因为到得比较早，天还没完全亮，因为来之前就听说广州很乱。

因为我在1990年的时候，1990年的夏天我们放暑假，我同房间的一个同学，当然他后来也是做了很大的上市公司，就我们去外地实习。他带的那个研究生，带的本科实习完了之后，他家住广西，他从广州转车。

他说他在广州，就在火车站，被两个人把他夹住，其中用一把刀顶在他腰上，他交出了所有的东西，连证件都交出了，最后是反复辗转才回到家乡，他回来跟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知道我即将来深圳，要在广州火车站停留。

他提醒我说你一定要注意，提前做好防护，我说我手提一个背一个，他说那你更要小心，所以就做了一些防护，确实当我做了这个防护的时候，也发现有人在围着我转。但是他们一看到我这样，也就作罢了。

今天我想肯定不会了，今天我们足够安全，哪怕我手里拿着一沓现金，也不会有人，轻易的敢上来就是去明抢。我想这也是证明，第一，社会更安全了，第二，当年确实，中国人刚刚在走出贫穷的过程中，一些人有不好的心思，希望发偏门之财，这个我想是时代造成的。

当然也与当年大家，确实监控手段，各方面社会安全手段不到位，也有一定的关系了。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谈到的，就是吴晓波提出来的鲶鱼效应，那是1993年的7月份发生的事情，在3月份的时候，那个国家证券市场管理条例刚刚由国务院颁布。

因为1992年8月份，在深圳发生了股票的认购证事件，深圳当时说发出一批认购证，但是这批认购证，由于也是规则的问题，全国各地老百姓听说了有发财的机会，很多人涌入了深圳。但是他们排了一天一夜的队之后，部分人，也还是没有拿到认购证，因为认购证的数量比较少，没有拿到认购证，导致了相当的一批市民，就是不仅仅市民了，就是群众认为不公，认为中间有作弊。

所以深圳政府，紧急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再印发同样数量的认购证，来让这些没有拿到过认购证的朋友，可以拿到认购证来去认购股票。在这种局面下，国家感觉到证券市场确实它已经开始从一个局部的市场，变成了全国性的市场，需要建立统一的监管机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证监会应运而生，而1993年的4月份的时候，在中国证监会起草的，中国的第一部，应该是全国性的，关于证券市场的那个管理的条例颁布。

那个条例里边，第一次提出了上市公司收购的问题，当时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在中国宝安集团负责证券事务，我看到了这个条例，当时我就去找了我们的那个总经理陈政立先生。这也是一个很有胆识的人，当时还有董事长曾汉雄先生，这两位都是很有胆识的，也是他们从宝安县创办了新中国的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同时发了第一张股票叫股权证。

1983年的时候他们做了这件事情，我想他们是非常有胆识的，我当时把这个我的想法，跟他们汇报一下，我说可能可以收购上市公司了，当时陈政立先生，态度也是非常的干脆，直接给了我一个回复，就说你去准备。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开始着手做准备、做研究，当时可供收购的标的也不像现在这么多，我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筛选出了一些标的。但是这些标的在上海，股权足够分散，因为上海当年股份制改造也是比较早，历史原因，导致了那些股份，像延中、飞乐、申华，这些股份都比较分散。

所以我们当时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以后，稳妥起见我们在决定动手之前，我们还是想听一听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意见，我就去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见了当时的总经理尉文渊先生，他也是一个非常有胆识的改革者。

因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他作为创办者之一，为上海交易所的发展，做出了很多很多的开创性的工作。当时我去跟他交流的时候，尉总也非常聪明，主动提出了一个问题说，现在证券市场比较低迷。因为那个时候，1993年四五月份以后，证券市场陷入相对低迷的阶段，曾经在三月份达到一个高峰，后来就开始回落，在这种情况下，他就问，说你们深圳有什么办法，大家一起能让证券市场重新活跃起来。

我就当时讲了那个日本渔民捕沙丁鱼，希望活的卖更好的价钱，结果回去发现总是死的，有一天发现一船沙丁鱼活的很多，就发现混进一条小的鲨鱼在里边，它要吃这些沙丁鱼，沙丁鱼被迫在那个水仓里边拼命地游动，以躲避追捕。

这样就活的沙丁鱼更多了，尉总听完这个故事以后，说了一句话，你们愿意来做这条鲨鱼吗？我当时没给他回答，因为没得到授权，我就没给他回答，我说，尉总您的意见我听到了，我们就告辞了。回去我就给宝安集团的领导，做了一个简单的汇报，我就说，上海交易所的态度是开放的，我把这故事也跟他讲了一遍，陈政立和曾汉雄给了我一个指示，就说，那你全权去安排落实，后面我就根据我们前期研究的结果，我们就开始做一系列的布局，最后就发生了我们收购延中，大概的事情就是这么个过程。

宝延事件，我想这个事件其实当时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我自己觉得，第一，我们做这件事情对于中国资本市场，是肯定有推动作用的，因为我们让那些经营不好的公司，或者说躺平的公司，有了恐惧。这种恐惧是来自于市场的恐惧，是来自于把有人想把资源，放到更能发挥它作用的地方的这种动力，压迫下的一种恐惧。

就促使上市公司不敢懈怠，不敢停止脚步，这样也同样是资本市场的这种功能，除了所谓的筹资功能以外，更多的发挥了资源配置功能，宝延事件确实延中当时也提出了一些意见，中国证监会也派人下来做了详细的了解，对这件事情。

我知道他们得出的最后结论的时候，从大的方向来讲，这是正确的，确实需要给上市公司压力，以后在做法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地做调整、做规范。比如说在那个举牌，过去是提出每2%就要举牌，这样根本就无法做成，后面改成了国际通行的5%，所以我想这一切都是要通过不断地去试错，不断地去努力，才能推进整个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完善。

应该说这种完善、这种进步，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宝贵的资源。我们一个社会，如果说对于规则，就是一成不变的，或者说对于发生了新的情况，而不去做出相应的调整、相应的对策，其实这个社会才是危险的。

不准改进是危险的，同样是对于发生的变化，不能及时地做出一些应对措施，其实也是危险的。家风与北大精神：做人、时代和个人努力智讯智库：您的父亲是知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他被称为厉股份，他是中国股份制改革的重要推动者，您觉得您在父亲身上，继承最多的是经济学思想，还是做人做事的方法？

厉总：其实我父亲在七七年之前，应该说他跟我们也是聚少离多，七七年之后，他开始在家里边会谈他对经济的一些看法，应该说从他上大学到他离开，他的思想都没有特别本质性的变化。他实际是一个很深刻的，对市场经济考虑很深的一个学者，从大学时代开始，他实际就不断地接触世界的经济史，从经济史上他写过很多关于世界经济史的著作，在那里边其实脉络都是一样的。

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要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让人们意识到，经济活动其实是以人为基础单位构成的，而这种发挥人的积极性，政府在里边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样经济才能蓬勃发展。他的这种思想，实际上深刻地影响了我，但同样的，因为他的经济思想对我的影响很大，但更主要的，他对做人的一些说法或者做法，对我的影响其实更大，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后来我来了深圳以后，确实我也在深圳挣到了一些钱，他到我家里来，他在客厅叫我过去，我在厨房没有关水龙头，他立刻要求我回去把水龙头关掉，他当时很严厉地跟我说，说我知道你有钱，你不在乎浪费这点水。

但是你没有这个权利，因为水是公共资源，这件事情我想这个其实才是更底层的东西，尤其他晚年谈到，他为什么后来去学经济，后来提出这么多的一系列的不断的。哪怕被人非议，哪怕在80年代被人甚至攻击他说要搞资本主义，要让中国走资本主义，甚至他提出来的理论，被公开拿出来批判，他仍然不改初心，他的想法很简单，只有通过市场经济，只有通过不断地建立规则。

让市场经济更加完善，就是把市场经济不好的地方抑制住，好的部分发挥出来，中国的老百姓才能真正的富裕起来，中国人才能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这个底层思想支撑着他。哪怕被人攻击，哪怕受到非议，哪怕不被理解，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理论，我想这点上，实际上更深刻地影响到我这边，就是说对做人的影响，就关心人，关心这个社会变得更好的这种思想。

其实比他简简单单他的理论，对我们影响可能会更大一些。智讯智库：我入学北大汇丰的第一节课，就是海闻老师的北大精神，我对家国情怀以及追求卓越，印象非常深刻，北大其实没有固定的校训，您理解的北大精神是什么？

厉总：我想北大精神可能非常重要的一点，叫“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我想再加上一句，到了今天，其实很多时候要“只计耕耘莫问收”。其实这是我父亲的一句自己的自勉，他大学毕业的时候，1955年大学毕业的时候，他给自己写了一首词，其中有一句里面叫“只计耕耘莫问收”。

当然还有一句了，这是前半阕的收尾，后半阕的收尾，就是鹧鸪天那首诗，后半阕的收尾叫“沉沙无意却成洲”，但行好事，那个词印象很深，他到了 80岁的时候，他又重新把这首词又填了一遍。其实这两句，一个叫“沉沙无意却成洲”和“只计耕耘莫问收”，实际是他一生的写照，也是某种程度上给了我们很多力量，很多启示，也给了我们很多的指引和方向。

“只计耕耘莫问收”，不是说我们做经济不考虑结果，而是说很多结果实际是需要时间的积累的，就像登山一样，登山就是这样，大方向在那以后，把自己眼前的路走好。同样的，我们坚定地相信中国会变得更好，我们把我们自己手边的事做好，我想很多结果自然而然的就会出现，沉沙无意却成洲。

智讯智库：您从北大到深圳，从证券市场到一级市场投资，您几乎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最波澜壮阔的30年，您相信，时代大势会比个人努力更重要吗？厉总：这几点其实一点不矛盾，时代大势是确实特别特别重要，但是个人努力，我想是某种程度上对一个个人来讲更重要，我们也经常看到案例说，出生在阿富汗的女性非常的不幸。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也有从阿富汗历尽千辛万苦逃出来的，曾经有一个电影，美国有个电影，一个女孩子从部落里边跑出来，跑出了沙漠，人家要让她嫁给一个60岁的老头，一个13岁的女孩要嫁给一个60岁的老头。

因为那个当地的习俗，有陋习，她连夜跑了出来，辗转到了英国，最后成为了一个世界级的模特，最后到联合国，被联合国赋予了那个爱心大使的那个称号。而且美国人还为此给她拍了一段电影，我想在那么困难的环境下，大势不好，她通过个人努力跑出来了，但同样也有大势不好，很多的英才也消亡了，你像内战期间，也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年轻人葬身在战场上。

哪怕今天在国际上发生的战事，在欧洲发生的战事，两个国家分别都有非常优秀的什么世界冠军、世界级的音乐家、画家，送命在战场上。这就是大势，所以两者都起作用，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应该说赶上一个非常好的时代，至少我自己是非常感恩这个时代的，我赶上一个非常好的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

如果中国没有改革开放，还是如果，以前那个死气沉沉的样子，我们东北部的邻居的生活，是不是我们现在每个人能够忍受的。我想肯定很多人经历过，曾经沧海难为水。但是，你说中国如此之好的，改革开放的那个环境下，为什么人与人之间还有很大的差别，这其实与个人的努力就有很大的关系了。

有些人非常努力，像我既努力，我也幸运，当然也有很多人很努力，他没有我这么幸运，但也有一些人，他本身就不努力，像我们到贫困地区，山区去，我们政府安排了干部，给一些贫困户去送去慰问品，我父亲曾经作为扶贫组的专家组组长。

经常去一些贫困地区看那些贫困的人员，我母亲回来很愤愤然地说，说太让人生气了，说送东西去，他们居然在问，说你送来的肉是熟的还是生的，那干部提着肉去的，送去5斤肉，说是生的。这肉，他们说你拿回去，我没时间做，就已经依赖到这种程度了，那我想他的贫穷，当然与环境有关了，可能教育程度不够，但更主要的也是个人不努力。

智讯智库：如果用一句话，去总结过去30年的资本市场，您会说什么？厉总：我觉得过去这30年的资本市场，应该是一个跌宕起伏，不断试错，不断开拓，不断突破，也不断完善的这么一个过程，确实。

在过程中有野蛮生长，在过程中有不断地去，甚至有犯罪、有错误。当然也有很多的突破，但是更多的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不断地成长，我们在不断地完善，在不断地在探索出一条，更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尤其到了今天，我感觉到我们的政府，包括证监会，包括中央政府，把科技放到了资本市场应该推动和帮助的，这么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上。

在这个时代，尤其是人工智能的时代，开始说好钢在用在刀刃上，因为资本市场，是一个资源重新调配的这么一个场所，是一个资源重组的资源配置的最佳的场所之一。而现在把这个最佳的资源配置的场所的其中一项重要的功能，把它用到了推动科技进步，推动科技产业发展的这个上面来。

我想对中国的影响将是非常巨大的，应该说这30年，我认为中国的资本市场，整体来讲是非常成功的，因为要想想看，我们是经过了，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讲，就是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的。那个40多年前，崩溃边缘，因为我们新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