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小明｜留书、还价与钞书：书商王文进致顾廷龙尺牍中的书籍史细节

现代书商致顾廷龙先生尺牍书籍作为兼具商品属性与知识载体的特殊物品，其流通体系催生出书商这一特殊群体。这些书商不仅需要掌握与书籍有关的专业知识，还要精通文人学者的交往之道，才能在书籍流转中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甚至成为推动特定时期文化学术发展的隐性力量。

然而，正如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所慨叹的“书棚阙史”那样，二百年来琉璃厂书肆林立，却鲜有黄丕烈式愿为书商立传者。因此，除了个别书商因藏书家题跋或学者记载得以留名，绝大多数书商则隐身于营业书目与经手书籍之后，最终成为湮没于历史洪流中的“失踪者”。

开展书商研究面临的核心困境在于“文献不足征”，其原因是书商群体本身罕有著述传世，而书籍交易涉及议价策略、营销手段等商业机密，具有天然的封闭性。此类原始材料随着时代变迁逐渐亡佚，导致研究者常陷入无米之炊的窘境。

而突破这一窘境的关键，无疑需要研究者深度挖掘公私文献中的相关信息，努力重构书商群体的工作世界，从而填补学术史与书籍史研究中的这一重要缺环。顾廷龙值得庆幸的是，笔者数年前过眼了一批现代书商致顾廷龙先生的尺牍，细读这批尺牍，特别是与已出版的《顾廷龙日记》及相关史料对读后会发现，其中这些书商如何为当时合众图书馆买书、换书、配书的诸多细节非常详富，堪称现代上海书籍史研究一座小型宝库。

同时，这批书商尺牍因体量巨大，所涉书人书事亦头绪繁杂，此处仅摘取王文进尺牍五通略作解读，在考证其撰写时间、内容的同时，尽力还原王文进售书给合众图书馆的具体细节，进而为现代上海的“书棚阙史”补上一个难得的案例。

《顾廷龙日记》，中华书局，2021年10月出版与日记互证：王文进五通尺牍撰写时间考文禄堂主人王文进是民国时期“斐声当世”的著名书商，董康在《文禄堂访书记序》中将之比为“今之钱听默、陶五柳”一类的古书掠贩家。

检之合众图书馆相关文献可见，在合众创建的最初几年中，王文进频繁出现于合众图书馆的购书活动中。当然，因为新发现的这五通王文进尺牍，作为书商的他是如何售书给合众的具体细节才得以浮出水面。

在此，我们结合《顾廷龙日记》所记载的相应内容，对这五通尺牍的撰写时间进行考证，先来看其中一通尺牍内容：《莫高窟藏目》三册，贰佰元 《嘉业堂藏目》六册，贰佰元《适园诗集》卄四册，五百元 《沪上题襟集》五册，壹佰五十元《秋水轩集》八册，贰佰元 《随轩诗集》四册，壹佰元《严文靖公集》三册，壹佰元 《白溇集》三册，壹佰贰拾元《陶庐补咏》二册，卅元 《陈一斋集》一册，十元共作五件寄。

以上按联币价八折，祈择留。如一宗留作为七折。前承属开丛书各种，附呈一单，皆普通，因未列价，有要者示知为荷。此请顾先生台鉴。王晋卿启。六月廿五日。附《金瓶梅词话》零叶，乞集锦。王文进“六月廿五日”尺牍这通尺牍的内容是关于王文进与合众图书馆之间的书籍交易的，信中列出欲售之书十种及具体售价。

从落款来看，其撰写时间为“六月廿五日”，这通尺牍中所列之书有《莫高窟藏目》《嘉业堂藏目》《适园诗集》《沪上题襟集》《严文靖公集》等数种，检之《顾廷龙日记》，1942年6月28日所记如下：文禄堂寄来《严文靖集》（丁初我从万历本钞得），袁景澜《适园诗集》初稿（同时人潘瘦羊、刘禧延等手校、题词甚多，邑志作学澜，误），《嘉业堂藏书志》稿（董康撰，未全，未成者），又董录巴黎、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目（略有记述，见罗氏景印者亦不少，须一校之）。

（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中华书局，249页）将顾廷龙6月28日记与王文进“六月廿五日”的这通尺牍相比，我们发现，尽管尺牍所列部分书名与日记中所记各书书名略有出入，如尺牍中的名称为《严文靖公集》《嘉业堂藏目》，在日记中则为《严文靖集》《嘉业堂藏书志》稿，而尺牍中的《莫高窟藏目》，在日记中则记为“董录巴黎、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目”，虽名称有别其实应指同一书籍。

在此，我们可举一直接证据，那就是袁景澜《适园诗集》，无论是在王文进的尺牍中，还是在《顾廷龙日记》中，这一书名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如此，则可以推断的是，王文进“六月廿五日”的这通尺牍的撰写时间，与《顾廷龙日记》记载的6月28日当为同月之事，因此，这一尺牍的撰写时间应当就是1942年6月25日无疑矣。

这批王文进致顾廷龙尺牍共有五通，以上据《顾廷龙日记》考证署款时间为“六月廿五日”这通尺牍的撰写时间为1942年6月25日。而其馀四通尺牍的署时形式与“六月廿五日”这通颇为近似，是只署月日而无年款的，他们的时间分别是“三月十九日” “三月廿三日”“三月廿五日”“四月三日”。

那么，这四通尺牍的撰写时间是与“六月廿五日”这一通同一年，即也是1942年，还是其他不同的年份呢？王文进“三月十九日”尺牍要解决这一问题，还是要回到这四通尺牍中，并从内容中去寻找佐证写信的时间证据。

我们先从“三月十九日”这通尺牍入手，笔者注意到这通尺牍中有“又今买到董氏书，甚昂，内罕者亦寄上”这一信息，检之《顾廷龙日记》可知，文中所说的“董氏书”与《顾廷龙日记》1942年3月9日所记“王晋卿来，携样数种，无可取。

渠此次来沪，与李子东忠厚书庄主人合购诵芬室董氏书”（《顾廷龙日记》，224页）的内容是可以对应得上的。换言之，这通尺牍似乎可以确定撰写时间为1942年3月19日。但仔细思量后，又发觉这样来定位时间不甚妥当。

因为3月9日的日记才说“王晋卿来”，并与李子东“合购诵芬室董氏书”，“三月十九日”的信中就说已购得董氏藏书，并将“罕者寄上”，这中间没有一点停顿喘息的时间，这样节奏似乎过快。再者，如若王文进当时确在上海购得董氏藏书，并要立即与合众图书馆交易，应当直接送书过去，没有必要再写信并表示要寄上董氏藏书。

所以，综合考虑，我们以为“三月十九日”这通尺牍的写作时间不是1942年，很可能是1943年或1944年。不过其具体是何年所写，看来还是要从尺牍文本中来寻找其撰写时间的隐藏伏线。正是由于王文进尺牍中寄售书籍时所记包裹数这一信息的提示，我们关注到他“三月廿三日”这通尺牍上也有类似信息：“前日奉函附三十件及四十件清单，今又寄上六十件，共一百三十种，附清单，祈查收择选。

”这通尺牍中提及三月十九日那通尺牍中的“三十件”“四十件”的两个包裹数，就凭这一点，基本可以推知“三月廿三日”这通尺牍的撰写时间为1943年3月23日。与此同时，《顾廷龙日记》1943年3月27日有记：“王晋卿又寄书六十包，仍托浙兴业代领。

”（《顾廷龙日记》，304页）显然，顾廷龙《日记》中所记的包裹数与王文进尺牍中所说包裹数又是完全一致的，日记与尺牍两两相证，这通尺牍的撰写时间为1943年3月23日是可以确信无疑的。

王文进“三月廿三日”尺牍此外，从内容上看，“三月廿三日”的这通尺牍与“三月十九日”的这通尺牍也是有联系的。“三月廿三日”这通尺牍中有“前呈附单之《钱湘灵手钞诗集》八册、高棅《木天清气集》二书，今与董君议定一千伍百元正，如留再呈”云云，以此内容检之三月十九日这通尺牍，其附单中正有《钱湘灵手钞诗集》、高棅《木天清气集》二书，并且这两种书皆是董氏书，故尺牍中有“今与董君议定”云云，所以从尺牍具体内容上，我们也可以依据“三月十九日”这通信的撰写时间来考知“三月廿三日”这通尺牍的撰写时间定为1943年3月23日。

再看看“三月廿五日”这通尺牍，我们以为，这通尺牍的撰写年份亦是1943年，理由是这通尺牍中有“前呈之张介侯稿本，不知留否。近售主闻新币又跌，托改为北方币弍仟四百元至少（前言新币万元作罢）”的内容，而关于“张介侯稿本”的内容，在“三月十九日”这通尺牍中也有提及，云：“前寄张介侯稿本书，今售主云要上海币一万元，去一不可。

如留示知”，两通尺牍均提及“张介侯稿本”，且三月十九日这通上张介侯稿本的价格是“上海币壹万元”，三月二十五日这通上的售价则改为“北方币弍仟四百元”，并言“前言新币万元作罢”， 两者相证可知，三月二十五日这通尺牍与三月十九日这通尺牍有着前后相接的关系，因为“三月廿五日”这通尺牍的撰写时间当为1943年3月25日。

王文进“三月廿五日”尺牍再看看王文进“四月三日”撰写的这通尺牍是否1943年4月3日所写呢？考之尺牍内容，其中有“山东友人之《青藜馆集》等五种，照六折计，免强足本”云云，而三月十九日这通尺牍中的“又示札云《青藜馆》等六折，实难如命。

此数种友人自山东来，欠修装，今以八折言定。如不留，作罢；望留下，照寄款”的内容，两札比对，当知所说应为一事，即《青藜馆集》等五种书王文进报价后，顾廷龙在去信中以六折之价还之，王文进起初亦还坚持八折，时隔半月则勉强同意六折之价的过程，如此则可知落款为“四月三日”的尺牍其撰写时间为1943年4月3日无疑矣。

王文进“四月三日”尺牍以上是对王文进致顾廷龙五通尺牍撰写时间的考证，经过梳理《顾廷龙日记》中的关键信息，并与尺牍内容进行对读，最终推定出这些尺牍的撰写时间分别是1942年6月与1943年3月、4月。

利用《顾廷龙日记》与王文进尺牍进行互证对勘，在本节主要分两层面的运用，一是利用信息明确对应的日记内容直接佐证尺牍的写作时间，如王文进六月廿五日的这通报价尺牍，可据日记直接确定其写作时间；

二是从细微处挖掘间接关键信息，如尺牍提及的寄书包里数量这样的细节线索，在日记中亦有记载，经过多处对比，进而为其中两通尺牍的撰写时间找到了直接依据。留书与还价：王文进致顾廷龙尺牍中的书籍交易之内容较之“六月廿五日”这通尺牍中所列售书书目，《日记》所记内容则更为丰富。

如《严文靖集》顾廷龙有“丁初我从万历本钞得”的小注，以此可知《严文靖集》为一钞本，钞者亦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丁祖荫。而袁景澜《适园诗集》初稿上标注“同时人潘瘦羊、刘禧延等手校、题词甚多”云云，说明《适园诗集》不但是袁景澜的稿本，其上还有同时苏州文士潘钟瑞等人手校与题词。

《嘉业堂藏书志》稿则有“董康撰，未全，未成者”的注文，《莫高窟藏目》也有“略有记述，见罗氏景印者亦不少，须一校之”的识语。同时，在王文进这通尺牍的书单中也附列书籍的价格，价格最高者为《适园诗集》的五百元，其次是《莫高窟藏目》《嘉业堂藏目》两书，都是贰佰元的报价，而价格最廉者为《陈一斋集》的十元。

可以说，从最高价的五百元到最低价的十元，价格的差距跟书的品质应当是成正比的。而在王文进的这通尺牍中关于出价还作了进一步说明，他说“以上按联币价八折，祈择留。如一宗留作为七折”，从民国书商的营业书目来看，从书目报价到购卖时打八折，再到一单全部购藏七折的承诺，只是当时的书业营销的惯常策略，并非是对合众图书馆的特别优待。

那么，对于王文进所开的这批书价，顾廷龙在6月30日记中这样记述：“得王晋卿信，各书价奇昂，无可留，复一片。《莫高窟书录》可备参考，决自传钞之。”（《顾廷龙日记》，249页）显然，日记中所说的“得王晋卿信”就是“六月廿五日”的这通附有书单与价格的尺牍。

当然，因为王文进开价过高，顾廷龙才有“书价奇昂，无保留”的结论。所以，可以想见的是，王文进这批的寄售之书，顾廷龙必是复信谢拒的。而顾廷龙认为董康的《莫高窟书录》颇有价值，所以，在拒购文禄堂书籍的同时，又决定自己传钞一部以备参考。

不过，从随后的《顾廷龙日记》的记载来看，文禄堂这批书的寄售事并没有就此画上句号，买卖双方关于书价的商量仍在继续。如《日记》7月15日记：“接王晋卿信，《适园丛稿》等允减价。”（《顾廷龙日记》，252页）又9月3日记：“王晋卿来信，《适园丛稿》联钞二百元尚不肯，只可一阁矣。

”（《顾廷龙日记》，259页）两则记载联系起来看，可推知的是，1942年6月30日顾廷龙复信拒绝文禄堂后，王文进在书价上做了让步，同意减价出售。而顾廷龙的还价也颇为老辣，《适园丛稿》一书在王文进原价八折的价格上直接报出五折的价格，可能这一价格超出王文进能承接的范围，所以，到9月3日王文进回信时，尚不能接受这一还价，顾廷龙“只可一阁”了。

至于双方关于这批书最终的协商结果，在《顾廷龙日记》中也有记载。1942年10月17日记云：“王晋卿来算帐，留《嘉业堂目》等，计联钞二百八十元。”（《顾廷龙日记》，267页）日记在这里的记载比较含糊，只是说“留《嘉业堂书目》等”，而这个“等”中又包括哪几种书呢？

要厘清这一问题，就需要再梳理一下王文进“六月廿五日”的尺牍所列书单，书单内容如下：《莫高窟藏目》三册，贰佰元《嘉业堂藏目》六册，贰佰元《适园诗集》卄四册，五百元《沪上题襟集》五册，壹佰五十元《秋水轩集》八册，贰佰元《随轩诗集》四册，壹佰元《严文靖公集》三册，壹佰元《白溇集》三册，壹佰贰拾元《陶庐补咏》二册，卅元《陈一斋集》一册，十元无款书单如前所说，书单中的《莫高窟藏目》一书因顾廷龙已自钞，故不在议价范围中。

《适园诗集》王文进开价五百，合众还价二百元，而王文进一直未允之，再联系这次所付书款只有联钞二百八十元，《适园诗集》多半也不在付款之列。因此，比对上面书单可知，除明确已购买的《嘉业堂书目》一书外，馀下的几种书籍都可能在“等”之列，他们分别是《沪上题襟集》《秋水轩集》《随轩诗集》《严文靖公集》《白溇集》《陶庐补咏》《陈一斋集》这七种古籍。

至于这七种古籍是全部或是部分在合众购藏的这个“等”字之列，单从这通尺牍或《顾廷龙日记》的记载中是无法分辨的。不过我们发现，在这批书商尺牍中有一无款的书单，其上所列的正是王文进这次欲售合众之书，更重要的是，书单上还有每种书的价格，具体如下：退《适园诗集》，廿四册，一百五十元《沪上题襟集》，五册，四十五元退《莫高窟藏目》，三册，五十五元《白溇集》，三册，四十元《严文靖公集》，三册，四十元《嘉业堂藏目》，六册，八十五元《秋水轩集》八册，四十元《随轩诗集》，四册，廿五元退《陶庐补杂咏》，二册，十五元《陈一斋集》，一册，五元共实洋联钞伍佰元整。

二百八十元细究这一书单可发现，在《适园诗集》《莫高窟藏目》《陶庐补杂咏》这三种书之前均有“退”的字样，联系上文分析可知，《适园诗集》《莫高窟藏目》已不在购藏之列，故有“退”字亦属正常，而《陶庐补杂咏》上也有“退”的字样，那么，很可能是这种书也未被合众购藏。

当然，为了证实我们对“退”字的理解，我们可以将所有未退之书的价格进行累加，如果最后的总价等于《顾廷龙日记》记载的所付书款是联钞二百八十元的话，那么，《适园诗集》《莫高窟藏目》《陶庐补杂咏》这三种书就肯定是王文进这批书中被退而未购者无疑。

在此，先列出这七种书名与价格，他们分别是《沪上题襟集》（四十五元）、《白溇集》（四十元）、《严文靖公集》（四十元）、《嘉业堂藏目》（八十五元）、《秋水轩集》（四十元）、《随轩诗集》（廿五元）、《陈一斋集》（五元），接着将他们的价格进行累加，具体为45+40+40+85+40+25+5，最终得出这批书价总和为280元。

也就是说这七种书的总价为二百八十元，与《顾廷龙日记》所记载的书款联钞二百八十元是完合吻合的。当然，这一等额的总价也说明合众图书馆在10月17日所购买王文进的“《嘉业堂书目》等”古籍，分别是《沪上题襟集》《白溇集》《严文靖公集》《嘉业堂藏目》《秋水轩集》《随轩诗集》《陈一斋集》这七种书，而退还给王文进的则是《适园诗集》《莫高窟藏目》《陶庐补杂咏》这三种书。

在厘清合众图书馆10月17日购进王文进寄售古籍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两张书单上除了书名、册数，还附有每种书的具体价格。当然，这两种书单上的价格是完全不同的。进言之，王文进尺牍所附书单上的价格是他的出价，而另一张书单上的价格则是合众图书馆的还价，下面就将各书的价格出价与还价分列如下：《莫高窟藏目》贰佰元（出价），一百五十元（还价）《嘉业堂藏目》贰佰元（出价），八十五元（还价）《适园诗集》五百元（出价），一百五十元（还价）《沪上题襟集》壹佰五十元（出价），四十五元（还价）《秋水轩集》贰佰元（出价），四十元（还价）《随轩诗集》壹佰元（出价），廿五元（还价）《严文靖公集》壹佰元（出价），四十元（还价）《白溇集》壹佰贰拾元（出价），四十元（还价）《陶庐补咏》卅元（出价），十五元（还价）《陈一斋集》十元（出价），五元（还价）各书的出价情况前已分析，最高者为《适园诗集》五百元，最廉者为《陈一斋集》十元。

同时，王文进在开价上也有一定的策略，正如他说“以上按联币价八折，祈择留。如一宗留作为七折”，出价的基础上主动打八折，而如果合众图书馆能这一单全部购藏的话，王文进更是主动给出七折的承诺。

当然，这些折扣方面允诺也是民国书商们惯用的销营方式。而顾廷龙从燕京图书馆到合众图书馆，长期从事古籍采购工作，对古籍的价值与价格有着比较精准的认知，当然不会因为王文进的这种先报高价、再许以优惠折扣的营销策略所轻易打动，而是认为这些书价哪怕打过七折，也是不可接受的。

所以才在日记中表示“各书价奇昂，无保留”而致信王文进敬要退还这批书。同时，在顾廷龙表现出对书价不满意之后，王文进也展现出商人务实灵活的一面，他再次致信顾廷龙，并表示“《适园丛稿》等允减价”，这才有了两方的第二次议价。

在《顾廷龙日记》中也可寻找到第二次还价的痕迹，在9月3日的日记中有“王文进来信，《适园丛稿》联钞二百元尚不肯”的内容，显然，相较于王文进五百元打八折（四百元）的书价，顾廷龙对此书的还价是直接腰斩一半价格到二百元。

当然，比对上文的出价与还价信息可知，顾廷龙对《适园丛稿》五折的还价幅度只是与这批书中的《嘉业堂藏目》《严文靖公集》《白溇集》《陶庐补咏》《陈一斋集》等近似而已，皆在四、五折之间。顾廷龙还价幅度最大的是《秋水轩集》《随轩诗集》《沪上题襟集》三书，折扣在二三折间，如果按《适园丛稿》五折的还价幅度而最终未能成交的情况来说，似乎还价至二三折的幅度更不太可能成交。

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三书最终都按顾廷龙还价成交，这一方面说明顾廷龙之前认为王文进所报的书价虚高至少部分是事实。同时，我们不得不佩服顾廷龙与书商进行价格博弈过程的老到与灵活。如《适园丛稿》还价不谐，就“一搁再说”，王文进不肯降价至二百元，最后就直接在还价单上给出一百五十元价格。

《莫高窟藏目》一书有学术价值，但王文进也不肯降价，就决定钞录副本。而其他七种则与王文进来回往复地讨价还价，直至基本达到心中的收购价为止。经此爬梳，我们大体上厘清了合众图书馆在1942年10月17日从书商王文进处所购入的“《嘉业堂书目》等”古籍的具体内容，他们分别是《沪上题襟集》《白溇集》《严文靖公集》《嘉业堂藏目》《秋水轩集》《随轩诗集》《陈一斋集》这七种。

同时，为了证实这七种古籍确实被合众图书馆收购，笔者又查阅了现藏上海图书馆的《合众图书馆收书随目》一书，其中1942年10月31日的记载表明，《沪上题襟集》《白溇集》《严文靖公集》《嘉业堂藏目》《秋水轩集》《随轩诗集》《陈一斋集》七书不仅登录在册，且旁边有“购自文禄堂”一行注文，从字迹来看，这七种古籍目录的登录者也应是顾廷龙。

如此则可从考证与著录这两个层面坐实了1942年10月合众图书馆收购王文进七种古籍是确凿无疑的。董康藏书与《莫高窟藏目》的钞录关于王文进尺牍中尚有一可作发覆者，那就是王文进收购董康藏书并售卖给合众图书馆一事。

《顾廷龙日记》1942年3月9日所记：“王晋卿来，携样数种，无可取。渠此次来沪，与李子东忠厚书庄主人合购诵芬室董氏书。”据此可知，自1942年3月起，王文进与另一位书商李子东就开始合伙购卖董康诵芬室藏书。

也就是自3月起，王文进开始频繁送书至合众以求售，现将《顾廷龙日记》中相关内容摘录如下：三月十日 阅晋卿书样，邱象随《西轩诗草》六卷，钞本，似未有刻本。三月十三日 王晋卿携书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