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赌输了，美国很可能会拥抱社会主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牌桌 Poker Table，文章首发时间：2026年10月29日，作者：森林好小子，题图来自：视觉中国“2028年大选，共和党无论派出万斯还是鲁比奥都很难赢，最终选出一个社会主义总统的概率是50%。

”这是硅谷著名投资人、《从0到1》的作者彼得·蒂尔（Peter Thiel）最近在播客上给出的判断。蒂尔并不是在开玩笑，社会主义近年在美国影响力确实在迅速扩大：宣称要结束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组织DSA，最近10年由6000人扩张至13万人，成为美国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社会主义团体。

受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很深的进步派众议员，最近10年人数翻了快1倍，目前占到了众议院民主党人的一半。DSA成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AOC），是近年话题度极高的明星众议员，已成为2028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的有力竞争者；

DSA成员佐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是首个当上纽约市长的社会主义者。图片来源：美国众议院官网；Dezeen。观念上，美国青年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好恶也在今年逆转：盖洛普9月调查显示，18-34岁美国人对社会主义持正面态度的比例达到57%，对资本主义持正面态度的只有43%。

去年同口径数据分别是47%和53%。关键是，贡献这部分变化的主要是无党派倾向的独立选民，在今天政治极化的美国，独立选民是选举的核心变量。在今年中期选举的民主党初选中，DSA背景的候选人接连爆冷，分别在纽约、科罗拉多、密歇根的众议员初选中击败民主党建制派。

尤其是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初选，DSA成员安吉·尼克松（Angie Nixon）的选举筹款不到建制派对手的1/16，却以56%对44%的大比分拿下。（不过，她在11月大选中以约48%的得票率败给共和党候选人Moody。

）佛罗里达是深红州，民主党选民的选择是全国的投射：大家更相信DSA背景的候选人能与本地强势的共和党候选人竞争。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民主社会主义候选人取得了一系列国会席位胜利。DSA官方宣布，其全国正式背书的5位国会候选人全部当选，推动国会中的社会主义议员阵营扩大。

绝对人数虽然不多，但在当前众议院的红蓝力量对比中，可在重要议程中成为关键变量，对民主党高层形成控制力。DSA与美国传统左派有鲜明区别，不只是搞搞福利国家、加税、强化工会这么简单，而是明确要求大型企业和关键产业实行公有制。

在今年4月更新的纲领中，第一部分的标题写着“想象一下，在没有资本主义的未来是什么感觉”。相比华盛顿的传统政客，DSA对美国年轻选民的组织动员要高超得多：他们经常组织左翼青年的相亲大会，与脱口秀演员合作在娱乐场所搞政治募捐。

今年5月，6名DSA背景的地方选举候选人，在好莱坞搞了个400人的《龙与地下城》桌游活动，游戏剧情是一群无产阶级英雄打败企业恶龙，现场观众可以花钱来操纵玩家，有观众当场花了150美元把企业恶龙直接打死。

蒂尔在播客中分析了DSA拿下2028年大选的可能：2016年特朗普赢得大选的关键，是共和党建制派和民主党建制派已经脱离群众。特朗普轻松赢得了共和党初选，民主社会主义者桑德斯当时与希拉里的选票差距也很小，这说明民主社会主义在10年前的美国已经有很强的群众基础。

2020年民主党推出拜登，是为了全力狙击特朗普打了一张安全牌。如果2028年蓝红差距拉大，民主党没有打安全牌的必要，DSA成员如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可能最终胜出。关键是，民主党建制派现在无人能打：哈里斯（Kamala Harris）在2024大选中已败给特朗普，选民对其信心不强；

加州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虽然四处营销，但国民好感度不高，已经被打上“虚伪建制派政客”的标签。影响力巨大的北美第一政治播客乔·罗根（Joe Rogan），甚至拒绝让纽森上自己的节目，因为不相信纽森嘴里有实话。

十年前，桑德斯正是因为上了罗根的播客迅速扩大好感度，2024年罗根也是特朗普胜选的关键媒体帮手，现在纽森连桌都上不了。图片来源：YouTube / PowerfulJRE；The Christian Post。

2028年，白宫还真有可能会迎接一个社会主义总统。为什么社会主义近年来在美国突然爆发？为什么蒂尔认为共和党在2028年难有胜算？它会如何影响AI在美国和全球的发展？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在美国爆发的根本原因是最近五十年美国底层的贫困不断加深：美国不只是横向的贫富差距扩大，而且底层大量出现纵向的代际返贫，也就是“一代不如一代”，社会被剥夺感达到极限。

两党建制派对底层贫困长期装聋作哑，选民只能放弃温和的中间道路：新势力中，共和党MAGA选择用逆全球化、关税战实现制造业回流、恢复产业工人就业，民主党DSA选择给富人加税、搞国有制来实现财富再分配，本质都是要提供底层贫困的解决方案。

美国底层贫困的原因是1970年代两党统一向右转：当时美国陷入经济停滞，两党形成“增长先于分配”的共识。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红利结束，当时只能以资本驱动维持经济增长。两党迅速摆脱战后新政体制，统一向右转，通过减税、放松金融监管、弱化反垄断执法、压制工会权益、拥抱全球化等手段，极力提高资本回报，默许了资方对劳方的强势地位，增长果实多数被富人和精英获得，加剧社会不平等。

“增长先于分配”本身没有错，但哪个指标增长很关键：美国在1970年代之前的高增长和繁荣，本质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红利，引发的全要素生产率长期高增长。而1990年代的互联网革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时间很短，对底层收入没有多少改善。

至今美国高中以下学历的实际工资仍低于1979年，底层人过得普遍不如自己的父母。AI革命的技术颠覆性，是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的新机会：AI产生的连锁效应很可能大于电气化和内燃机。但在创造千行百业的新就业之前，AI首先会造成就业的急剧下降，让大量人口返贫。

这一失业窗口期会维持多久，目前无人能够预测。这给社会主义统治美国创造了机会。斩杀线不是牢A的夸张去年在中文互联网大火的“牢A”，反复讲述美国普通人跌破“斩杀线”的故事：一个原本有工作、有车、有房的人，遭遇裁员、重病、离婚或房租上涨后，先刷爆信用卡，再失去汽车和住房，最后流落街头。

这个说法能触动美国财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跑出来回应，是因为它给美国人的生活困境找到了一个准确的描述：很多家庭看上去还在正常生活，实际会被一张账单轻易压死。

如果你只看美国官方公布的宏观贫困率，最近几年是持续下降。一旦深入看具体数据，呈现的就是血淋淋的斩杀线图景：美联储2025年家庭调查显示，只有63%的成年人能够用现金或等价方式支付一笔400美元的突发开支，只有55%的人拥有足够覆盖三个月支出的应急储蓄，30%的人即便借钱、卖资产也撑不过三个月。

过去一年，16%的成年人没有按时付清全部账单，26%的人因为费用问题放弃过医疗服务。联合劝募组织的ALICE统计，2024年，美国公布的官方贫困线以下家庭是13%，但还有29%的家庭，虽然有人工作，收入仍不足以支付住房、托幼、食品、交通和医疗等基本开支。

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统计，2024年单夜无家可归人口达到77.1万人，创有记录以来新高。在《危局》中，美国历史学者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用“民众贫困化”总结美国的现状。

他以“相对工资”衡量这种变化：用典型工人工资除以人均GDP，衡量普通人能从经济增长中分到多少。结果显示，美国相对工资从20世纪上半叶的上升趋势转为长期下降，到2010年前后已经接近峰值的一半。

他把这个过程称为“财富泵”：生产率和总财富继续增长，新增收益不断从劳动者流向资产所有者和精英阶层。代际的收入对比也在显示“财富泵”的威力：1940年出生的美国人中，约90%成年后的收入超过父母；

到了1980年代出生的一代，这个比例只剩约50%。只看儿子与父亲的个人收入，超过父亲的概率从95%跌到41%。今天的美国人，父亲肯定比爷爷过得好，自己却有六成概率比父亲穷。代际下降比贫富差距更容易制造政治不满。

2022年《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研究发现，实际社会地位低于童年预期的人，更容易疏离主流政治、拒绝建制派、支持激进力量。当一个人发现自己无法达到父母已经达到的生活水平，他这辈子的感受就是不断下坠，不可能对制度产生任何信任。

除了收入数据外，更能反映代际返贫的是生理指标。身高：1900年以后大约70年，美国人的平均身高增加了9厘米；从1960年代出生的一代开始，增长突然停止，部分底层群体甚至变矮。同期荷兰、瑞典、德国等富裕国家的身高仍在增加。

身高取决于一个人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获得的营养、医疗、睡眠和劳动强度，很难被GDP美化。寿命：2014年前后，美国预期寿命开始倒退，随后连续三年下降，这是1933年美国完成全国死亡登记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现象。

到2020年，美国出生时预期寿命比2014年减少1.6岁。一个拥有全球最强医疗技术、每年医疗支出最高的国家，普通人的寿命却在经济扩张期缩短。“绝望之死”：从1990年代末开始，45岁至55岁的美国白人产业工人，因自杀、酗酒和药物过量死亡的比例急剧上升。

没有大学学历的男性，绝望之死增加到原来的四倍。到2005年，这股死亡潮开始向三四十岁的人蔓延，年轻一代的死亡率上升速度甚至超过父母。心理指标：美国成年人处于“极度痛苦”状态的比例，从1993年的3.6%上升到2019年的6.4%，接近翻倍；

白人工人阶层从不足5%升到11%以上。婚姻率、家庭形成和社区参与一起下降。相对工资下降、身高停滞、寿命缩短、绝望之死和心理疾病，来自完全不同的数据源，却在1970年代以后同时转向。

图尔钦的研究表明，美国的底层贫困，绝不只是收入下降这么简单，而是生理、心理和社会关系的全面恶化。MAGA与DSA正是在底层的绝望中茁壮成长起来的。MAGA承诺用关税、逆全球化和制造业回流重建产业工人阶层；

DSA要求向富人和大企业加税、强化工会、扩大公共医疗住房教育，直接改变财富分配规则。两者的政策主张没有一条相同，争夺的却是同一批人：被旧增长模式抛在身后、对两党建制派失去耐心的普通选民。

但短期看，MAGA的关税大法，在DSA的分配大法面前毫无胜算。工厂回流、供应链重建和工人培训至少需要数年，关税却会在几个月内进入进口价格和零售价格。纽约联储对2025年至2026年关税的研究显示，外国出口商只吸收了很小一部分成本，约九成关税进入美国进口价格；

关税对消费品价格水平的影响一度接近3%。今年2月的ABC、《华盛顿邮报》和益普索调查中，64%的美国人不赞同特朗普处理关税的方式，赞同者只有34%。《经济学人》与YouGov同期调查中，71%的人认为特朗普关税提高了自己支付的价格。

早在伊朗战争之前，2026年1月特朗普支持率已经降至37%。关税原本被设计成重建美国工业的工具，结果先变成了共和党在摇摆州丢失的选票。不愿意在关税上撤退的特朗普，只能在油价上动脑筋。

他在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先后出手，都带有明显的压油价、抑通胀动机。奇袭马杜罗后，特朗普公开要求美国公司接管和重建委内瑞拉石油工业，增加供给、降低美国能源价格。伊朗战争，他把“油价暴跌”作为公开政治许诺。

可惜毛拉—革命卫队体制比马杜罗体制要坚韧得多，特朗普持续赢了伊朗200多天，支持率降到31%。而DSA开出的药方——加税、补贴、最低工资和公共服务，可以很快改变家庭现金流，收益直接落到工资、房租、医疗和学生债务上。

对已经站在“斩杀线”附近的人，几年后可能出现的新工厂，很难战胜下个月就能少付的一张账单。为什么全球最富裕的美国，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代际下降和民众贫困？仅仅是因为全球化导致的制造业流失吗？

图尔钦统计的各类代际下降的指标，斩杀时间都是1970年代。正是在1970年代，美国的政治经济，发生了一次重要转折。全要素生产率才是硬道理1973年以后，美国同时遭遇石油危机、滞胀和高利率。

新闻画面里是加油站排长队和美联储紧缩，而真正可怕的是：生产率增长突然失速。尤其是代表技术和组织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在70年代戛然而止：1960年-1973年，非农商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约3.0%，其中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约2个百分点。

到了1973年-1981年，劳动生产率增速降到约1.1%，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却接近0。企业还在增加机器和厂房，同样一份资本和劳动已经无法持续创造更多产出。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是资本和劳动投入之外的效率提升。

企业多买机器可以提高人均产出，代价是必须不断追加资本；技术、流程和组织方式的进步，却能让同样的人和机器创造更多产出。一个国家能否在不大量投入资本的情况下，长期提高工资和生活水平，关键就在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社会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如果无需投入过多的资本和劳动就能获得经济增长，资方的利润空间有了保证，劳动者的生存条件也会变好，劳资关系趋于和谐，社会秩序就很稳定。

这个指标因为罗伯特·戈登（Robert J. Gordon）的《美国增长的起落》为人熟知。戈登在书中把1920年至1970年的GDP高速增长，归因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其中的关键在电气化和内燃机引起的经济连锁效应。

图：《美国增长的起落》中文版，中信出版集团。电气化最初只是把蒸汽机换成电动机，真正的生产率革命发生在工厂彻底推倒重来以后。每一台机器装上独立电机，设备可以按照生产流程排列，不再围着一根传动轴打转；

厂房可以向水平方向铺开，流水线、连续生产和精细分工由此出现。哪一台机器需要维修，就停哪一台；新设备随时插入，照明又把生产从白天延长到夜晚。电力提高了单台机器的效率，更重写了整家工厂的组织方式。

电网铺到城市和家庭后，连锁反应继续扩散。电梯让高层写字楼和垂直城市成为可能，电灯让商店、办公室和工厂延长营业时间，冰箱和冷链改造食品生产、运输、零售和家庭消费，电动水泵把自来水送进楼房，洗衣机、吸尘器和熨斗把家庭从繁重劳动中解放出来。

1910年，只有约七分之一的美国家庭接通电力；到1940年，79%的家庭有电灯、74%有自来水、44%有电冰箱；到1970年，这几项基础设施几乎全部普及。内燃机制造了另一条同样漫长的技术链。

汽车先取代马车，随后催生公路、加油站、维修业、汽车金融和郊区住宅；卡车摆脱铁路时刻表，把原料和商品直接送进工厂、仓库和商店，现代物流与连锁超市由此出现；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卡车把农业从人力畜力中解放出来，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

发动机继续进入轮船和飞机，创造航空、旅游和全国统一市场。汽车本身只是一件商品，围绕汽车重建的城市、产业和供应链才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巨大来源。图片来源：Loc8NearMe，Westfield门店图片页。

自来水、地下排污、电话、石油化工、塑料、化肥、抗生素和现代医疗又叠加在两条主链上。清洁饮水降低传染病和婴儿死亡率，电话压缩企业协调成本，化肥提高农业产量，塑料和合成材料进入所有制造业。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厉害之处，是一个发明会逼着其他行业重建基础设施、设备和管理方式，再从重建中长出几十个新行业。技术红利因此能够持续几十年。这也是它与20世纪下半叶数字技术的根本差别。

计算机和互联网极大提高了信息处理、通信、广告、金融和零售效率，它让人们更快地写文档、发消息、搜索和交易，却没有重新修建每一座城市、每一家工厂、每一条公路和每一个家庭。第二次工业革命同时改造能源、交通、住宅、农业、制造、医疗和公共卫生，数字革命组长期局限在信息部门，两者能带动的产业链长度完全不同。

按戈登的统计，1920年至1970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约1.89%，1970年至1995年只剩0.57%。前者是一场席卷整个物质世界的革命，后者只是零散的技术进步。这种生产率增长让资本、劳动和政府可以同时分到更多利益，高税率与企业创新也长期共存。

今天美国最富裕家庭的综合实际税率是23%，1950年却高达70%。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美国，在极高的富人税负下仍然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猛烈的一轮生产率增长；技术红利足够大，资本没有因为高税率停止创新，工人也能通过工资增长分享成果。

到了1970年代，这批技术从发明、普及到改造社会的链条基本走完，全要素生产率断崖式下降。美国面对的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技术红利耗尽了，新的通用技术还没有接上。两党面临共同的政治选择：要么坦然接受较低的经济增速，通过税收、福利和劳工保护重新分配现有财富，维护社会稳定，也就是走欧洲的福利国家道路；

要么提高资本回报，让企业和金融市场投入更多资本，刺激下一轮技术革命，重新做大蛋糕，带动全社会受益。此后半个世纪的美国政治经济史，都是这一选择的延伸。五十年前，美国的十字路口美国选择了第二条路。

自吉米·卡特开始，民主党与共和党逐渐形成“增长先于分配”的共识：减税、放松监管、扩大金融自由、容忍企业规模、削弱工会，让更多财富留在资本一端；资本再把高回报变成投资、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

生产率增长最终抬高工资，让普通人也能受益。这个剧本写得很好，前提是全要素生产率真能再次提速。民主党的卡特政府首先起跑。1978年税法降低资本利得税，1979年劳工部重新解释养老金投资的“审慎人”规则，养老金由此能够大规模进入风险投资；

航空、卡车、铁路和银行利率管制也在卡特任内松动。共和党的里根进一步把“增长先于分配”变成总路线总方针：1981年给企业和富人大幅减税，1986年再把联邦企业税最高税率从46%降到34%，1982年并购指南把效率和消费者福利作为反垄断执法宗旨——只要能让消费者满意，垄断垄断也无妨。

后面的总统继续沿这条路前进。克林顿把长期资本利得最高税率从28%降到20%，通过金融现代化法和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扩大金融自由和监管盲区；小布什继续削减个人、资本利得和遗产税。2008年的金融危机，虽然迫使奥巴马用《多德—弗兰克法》重新加固监管，但富人和企业低税率、弱势工会、弱化反垄断执法仍然在延续两党共识。

这一共识确实创造了惊人的技术融资能力：1978年，美国风险投资承诺资金只有2.18亿美元，养老金占15%；到2025年，美国风险投资实际投入已经达到3200亿美元，覆盖1.54万笔交易。

2026年前三季度，投资额又冲到5158亿美元，超过此前任何一个完整年份，AI公司拿走其中82.7%；同期美国VC基金新募资1085亿美元。四十多年前打开的养老金闸门，最终长成了全世界规模最大、也最敢烧钱的风险资本机器。

风险资本可以承受十家公司九家失败，让创业公司多年没有利润仍能存活。互联网革命靠它养大，今天的大模型公司对它的依赖更深。Anthropic在2025年收入约46亿美元，经营亏损却超过80亿美元；

公司披露的未来十年AI基础设施承诺达到数千亿美元。这样的投入只能由美国的风投、私募和二级市场共同垫付。宽松的反垄断环境也为技术豪赌积累了资源。1970年代以后，美国反垄断执法逐渐接受“规模经济能够提高效率”的逻辑，平台并购与跨行业扩张获得了更大空间。

今天的MAG7能用近万亿美元的资本开支投入数据中心、芯片和模型，用的正是在电商、广告、云计算、手机等领域多年积累的垄断利润。黄仁勋前不久在伦敦批评英国人缺乏创业精神：“在英国，不知道为什么，即使有一百万种成功的方式，你们也总能找到一个不去做的理由。

”其实他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英国既没有美国这种强大的风险资本可以兜底，也没有美国宽松的反垄断环境让创业者敢去做大规模。两党共识把美国搞成了创业天堂，代价是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