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艺术干预纠正执法偏差：来自印度的证据

一线国家代理人对公民获取公共服务的权力行使着实质性的自由裁量权，然而，人们对塑造这种自由裁量权的态度的信念是否能够在现任官僚中改变却知之甚少。通过与比哈尔邦警察局（Bihar Police）——印度最大的警察部门之一，在相对严重的警务能力限制下运作——合作，我们在417个警察局和约2,500名现役高级一线警官中开展了一项整群随机对照试验，以评估一项为期三天的表达性艺术干预措施。

该干预措施基于被压迫者戏剧（Theatre of the Oppressed），旨在改变警察对基于性别的暴力（Gender-Based Violence, GBV）的反应。在基线调查大约7个月后，接受干预的警官表现出对GBV更积极的态度、更强的同理心以及更扎实的法律知识。

这些转变转化为实际的警务行为：在一年后进行的标准化受访者暗访审计中，受干预警察局的警官将受害者归咎于自身的可能性降低了15个百分点，驳回的投诉减少，并提供了更多的转介服务；与此同时，行政记录显示登记延迟减少了41%，并且在更长的时期内，公民的GBV报案率有所增加。

利用警官调动所产生的变异，我们发现了提示性证据，表明当受干预的警官重新部署并扩散到与受干预同事共事的未受干预警官中时，这些影响依然存在。这些影响还延伸到了工作场所：与受干预的高级警官共事的初级女警官报告的骚扰和焦虑程度有所降低。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塑造官僚自由裁量权的态度是具有可塑性的，并且改变现任国家代理人行使权力的方式既能改善面向公民的服务交付，又能改善更广泛的工作场所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