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何为Z世代社会主义；当《人生七年》终结于《人生七十》

Z世代社会主义近日，《雅各宾》（Jacobin）刊发了特文特大学（University of Twente）研究者伊莱亚斯·柯尼希（Elias König）的文章《谁害怕Z世代社会主义？

》，讨论所谓“Z世代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又该如何看待这种以“世代”为旗帜的政治。柯尼希的基本立场是，我们不必否认代际政治的重要性，而应把“世代”理解为年轻人认识自身人生机遇、看清自己被剥夺了哪些机会的一种方式。

这场讨论的起点，是《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今年夏初的一篇封面社论。柯尼希写道，（西方）统治阶级最近最担心的，正是“Z世代社会主义”这个幽灵：越来越多年轻人支持向亿万富翁征税、经济社会化、制止加沙的种族灭绝，纽约市长佐兰·姆达尼（Zohran Mamdani）、英国绿党领袖扎克·波兰斯基（Zack Polanski）、法国总统候选人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广受支持就是明证。

《经济学人》为此用一整期内容号召反击这一“繁荣的威胁”。今年6月，RootsAction组织主管诺曼·所罗门（Norman Solomon）就在《卫报》（The Guardian）上撰文回应，开篇写道：一个幽灵正在欧美大地上游荡——Z世代社会主义的幽灵。

《经济学人》上社论的核心论点是：Z世代社会主义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信条”，信奉者陷入零和思维，认为更好的结果靠掠夺而非创造获得。他们要求亿万富翁出钱提供福利，却不愿放任市场自由运转再对收益进行再分配。

社论断言私营企业才是人类繁荣的根基，“抵制Z世代社会主义是一项紧迫任务”，第一步就是自由市场派“不要再一味道歉”。所罗门的反驳方式，是把镜头转向《经济学人》自身。这份痛斥“掠夺”的杂志，最大股东是由一个家族掌控的投资集团埃克索尔（Exor），另有超过四分之一的股权握在加拿大商人斯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手中。

与此同时，在《经济学人》的大本营英国，整体贫困率为21%，儿童贫困率高达31%。据英国慈善机构特鲁塞尔信托基金会（Trussell Trust）的调查，去年英国有超过1400万人面临没钱吃饭的困境，而2022年这一数字为1160万；

五岁以下儿童中，有三分之一生活在无法获得充足健康营养食物的家庭。在美国，每五个儿童中就有一个吃不饱饭。所罗门讽刺道，按照《经济学人》“繁荣不在于保证人人获得回报，而在于让人人拥有成功的机会”的逻辑，这些孩子长大以后就有机会摆脱饥饿，而在这份杂志的优先级排序里，抵制Z世代社会主义，显然比解决饥民温饱更为紧迫。

柯尼希也提到，这篇文章果然引爆舆论，《经济学人》收到大量批评来信，后来开辟专栏刊登了部分读者反馈。不过在柯尼希看来，真正的反抗发生在街头。全球各地由Z世代主导的群众运动，控诉生活成本上涨和政治腐败，同时要求更好的教育、医疗和环境保护。

印度就是典型例子：就在《经济学人》社论刊发当天，数万名愤怒的青年抗议者涌入新德里，与慌乱、暴力的警方发生街头冲突，令印度首都核心区陷入瘫痪。导火索是印度首席大法官苏里亚·坎特（Surya Kant）在最高法院庭审中把失业青年比作“蟑螂”和“寄生虫”。

运动最初聚焦教育问责，随后扩大到选举改革与经济改革的诉求。柯尼希指出，这场“蟑螂抗议”只是一系列Z世代抗争中最新的一幕，这类运动最早主要集中在亚洲与非洲，如在马达加斯加、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缅甸。

今年秋季，青年主导的大规模动员蔓延到多个欧洲国家：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的高中生带头抗议教育财政紧缩；西班牙、葡萄牙的年轻人游行抗议房价暴涨；阿尔巴尼亚的“横向起义”要求总理下台，反对破坏生态、损害民生的旅游开发项目，其中包括特朗普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支持的争议度假村。

但这一切真的只是代际差异问题吗？柯尼希承认，单靠“Z世代”这个标签，根本不足以描述如此多元的社会运动，它往往是不了解当地现实的评论人士从外部贴上的刻板标签。但与此同时，世代又确实已成为运动组织身份、建立认同的重要载体：马达加斯加的Z世代运动、摩洛哥的“Z世代212”运动、德国的Z世代自治组织都是例子。

缅甸2021年非暴力反抗运动的口号“你们惹错一代人了！”在整个地区广为流传，法国的标语“6-7世代重演68年五月风暴”也火爆出圈。问题在于，与阶级、种族、性别不同，世代并不是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的核心范畴。

婴儿潮一代、X世代、千禧一代、Z世代这类划分并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物，主要来自美国的商业咨询机构、民调公司与智库。自上世纪60年代起，美国营销行业就靠研究不同世代群体的观念与偏好，做成了一门利润丰厚的生意。

柯尼希重点剖析了其中影响最大的威廉·施特劳斯（William Strauss）与尼尔·豪（Neil Howe）的理论。二人在《世代》《第四次转折》（The Fourth Turning）等书中提出，人类历史按80到100年的周期循环，依次经历上升、觉醒、瓦解、危机四次“转折”，对应先知、游牧、英雄、艺术家四类世代原型，几乎可以解释1584年以来美国历史上所有重大事件。

这套晦涩而荒唐的理论，却深受各派政治精英喜爱。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称《第四次转折》是其世界观的核心，并以此为基础在2010年制作了纪录片《零世代》（Generation Zero），他担任特朗普高级顾问期间，办公室书架上就放着这本批注过的书。

施特劳斯的哈佛同学阿尔·戈尔（Al Gore）称赞《世代》是他读过最有政治参考价值的美国史著作，还给每位国会议员送了一本。据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也因此选了同为婴儿潮一代的戈尔作为1992年竞选搭档。

毫不意外，左翼很多学者一直对世代话语心存怀疑。文森特·贝文斯（Vincent Bevins）在评论去年的Z世代抗争时写道，一百多年来，最愿意走上街头、承担风险的永远是年轻人，说一场起义“由Z世代领导”，差不多等于说它发生在2025年；

在他看来，世代分析框架本身就是思想贫瘠的体现。小阿道夫·里德（Adolph Reed Jr.）也持相近看法：世代叙事是民调顾问兜售的政治方案，它取代了围绕议题、纲领和政治愿景构建稳固选民基础的路径，而后者才是政治运动真正成型的方式，这套策略永远无法推进广泛平等的议程。

柯尼希认为，这些批评完全合理：空谈世代，往往会遮蔽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及其阶级与市场统治体系。但当前这一波起义同样证明，许多年轻人的确是以代际的方式切身体验这场危机的。全球Z世代（1997–2012年出生）是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一代人，加上同样庞大的阿尔法世代（紧接在Z世代之后出生的一代人），两者合计接近全球人口一半。

资本主义很难把这支规模巨大的新生劳动力吸纳进日渐乏力的世界经济。低收入、中低收入国家承载着绝大多数Z世代人口，当地大量青年在毫无保障的非正规岗位工作，青年失业率持续走高。美以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战争进一步加剧了局面，推高通胀，造成石油、天然气、化肥和石化产品的全球短缺。

全球南方的Z世代抗议大多聚焦反腐败，欧洲的抗议则围绕财政紧缩与生活成本危机。柯尼希指出，这两类诉求恰好对应统治阶级应对全球经济结构性危机的两种核心手段：一方面是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融合，掠夺性寡头崛起，催生新式寻租与腐败；

另一方面是在帝国主义核心地带拆解福利国家、扩大食利资本主义。房租上涨、征兵、气候崩溃、对人工智能冲击的焦虑，这些Z世代抗议的共同主题都是资本主义危机的症状，而年轻人承受的冲击格外严重。

政治理论家、历史学家蒂莫西·米切尔（Timothy Mitchell）在新作中提出，这并非偶然：代际不公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是一种“靠透支未来人的生计维系的生存模式”。柯尼希注意到，不少Z世代抗议者已经看清阶级与世代之间的联动。

近期抗争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民众对“裙带宝宝”（Nepo babies权贵子女）的阶级憎恶——政客与精英子女在网上炫富，激起巨大反感。尼泊尔一名省级官员之子在网上晒出路易威登、古驰、卡地亚等奢侈品礼盒的照片，在网络疯传，点燃民愤；

菲律宾网民发起所谓“生活方式核查”，对照申报收入严查热门政客及其家人的消费；德国高中生发起反征兵罢课，打出标语：富人想要战争，年轻人想要未来。在柯尼希看来，面对这股代际怒火手足无措的，不只是《经济学人》及其追随者，整个统治阶级的反应都暴露出他们既不懂经济，也缺乏政治想象力。

匈牙利总理彼得·马加尔（Péter Magyar）、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和特朗普等人复述极右翼话术，把动荡归咎于移民。欧盟议员则把矛头指向所谓俄罗斯、阿尔及利亚、伊朗的境外势力干涉，印度莫迪政府同样试图把Z世代抗议抹黑成境外煽动。

自由派媒体的报道则常常把重点放在社交媒体和流行文化符号上，《海贼王》的草帽海盗旗、《饥饿游戏》的三指手势被反复提起。但柯尼希强调，这波抗议真正新颖之处，不在于无领袖的群众示威、暴力冲突或以社交媒体作为动员工具——这些在2010年代就已大量出现——而在于世代身份被全球化了。

缅甸的青年游击队员、印尼的外卖骑手、法国的高中生，这些差异巨大的群体，都理所当然地把自己视作“Z世代”这一政治主体的一员。Discord、TikTok等平台让起源于美国的世代话语快速传播，但这套叙事之所以能落地生根，根本原因在于全世界年轻人面对着共同的政治经济困境：工作不稳定、生态崩溃、帝国暴力升级。

西方统治阶级害怕Z世代社会主义，正是因为他们拿不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当《人生七年》终结于《人生七十》近日，英国作家、广播和电视主持人阿德里安·奇尔斯(Adrian Chiles)在《卫报》撰文讲述了他在观看《人生七年》（7 Up）系列纪录片时的一项意外发现。

作为职业电视人，奇尔斯向来对于如何在镜头前表现得自然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他认为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被拍摄，所有人都能很快做到这一点。但他最近才意识到，这或许并不是事实。《人生七年》第一集剧照被拍摄是一种相当晚近的现象。

奇尔斯还记得自己第一次上电视的经历，那是1979年前后，地方电视台来到他的中学拍摄了一些诸如学生在学校吃午餐的影像，而全校所有人都在当晚收看了这档节目，奇尔斯为在电视上看到自己的后脑勺而兴奋不已。

而在智能手机和便携式录像机出现之前，家庭影像相当罕见。直到奇尔斯开始现身电视荧屏的1990年代中期，被拍摄才成为了一种常态。自此之后，婴儿啼哭、幼儿学步、孩童表演、青少年生闷气、爷爷打盹……一切都被留存下来被后人观看。

然而，无处不在的摄像机只是让被拍摄的人们“看起来”更自然了，却并没有让他们更自然地做自己，甚至恰恰相反。《人生七年》系列纪录片于1964年开始拍摄，镜头对准一群年仅七岁、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英国儿童，此后每隔七年，摄制组都会重新找到他们，记录他们的人生变迁，该系列最后一集《人生七十》（70 up）于今年9月播出，7岁的孩童已然成为70岁的老人（其中两人在剧集播出时已经去世）。

奇尔斯在与其中一位主人公、来自伦敦东区的托尼（Tony Walker）交谈时发现，托尼在首次被拍摄之前几乎没有见过电视机，摄像机就不用说了。奇尔斯重看整个系列时，发现无论是在7岁、14岁还是21岁等等，从一开始主人公们说话时的那份自然就令人印象深刻。

奇尔斯由此意识到，他们之所以坦率得令人震惊，能够做真正的自己，恰恰是因为缺乏被拍摄的练习，尚未学会成为其他的样子。克里斯·特里尔（Chris Terrill）1996年为BBC拍摄的系列节目《苏豪区故事》（Soho Stories）同样发掘了一批鲜活的人物，那时人们对于电视语言尚无足够了解，只能在镜头面前展示未经分饰的真实自我。

而到了2026年，这种不加矫饰的真诚已经荡然无存，网红、视频博主、自以为是的人……所有人都能在镜头前侃侃而谈，游刃有余，所有人都有意无意地掌握了一种呈现精心修饰过的自我的能力，“自然”由此消逝。

奇尔斯的发现绝不是《人生七年》系列节目带来的唯一启示，最后一集播出后引发了大量讨论。没有评论能忽视其划时代的影响力，但对于时代和导演个人局限性造成的瑕疵，评论者有着不同的观点。史蒂芬·布什（Stephen Bush）在《金融时报》撰文称这部“说教式的社会史”为一件杰作，其对于人生生动而复杂的叙述是电视史上一个令人愉快的伟大偶然。

布什在20多岁时看过该系列的第8部《56 Up》，他惊讶地发现他小时候常去的图书馆负责人、曾经为他讲解馆际互借方法的琳恩·约翰逊（Lynn Johnson）女士是这个系列的主人公之一。

布什由此深刻体会到了语言学家约翰·科尼格（John Koenig）所说的“过客感”（sonder），即突然意识到你周围的每一个人都过着和你一样鲜活而复杂的人生所带来的感受。这种既陌生又相连的感受是这部剧集的重要价值之一，全球数百万剧迷都因此而被吸引。

布什认为，该剧之所以如此成功，还因为它必将作为社会史的一部分流传下去：既是对20世纪和21世纪英国生活的记录，也是纪录片形式不断演进的典范。此外，这部杰作的诞生纯属偶然。在最初的计划中，《人生七年》只拍摄一集，找到这些孩子的年轻研究员迈克尔·阿普特（Michael Apted，他后来执导了该系列除首集和末集外的中间8集）想要借其阐述一个关于阶级问题的说教性观点。

在拍摄对象选择上存在不均衡，在14名儿童中，有10个男孩4个女孩，7人来自伦敦，4人来自伦敦东区（他们的人生轨迹展现了伦敦东区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在几十年间的相互塑造，构成了节目中一条有趣的线索），仅有一人是少数族裔。

因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探究社会阶层问题的决心，阿普特导演在最初几十年里忽视了主人公生活中的很多其他面向，尤其是一些人在青春期遇到的问题，一些主人公还因为导演自身的偏见在镜头前与之对质。

直到拍摄主人公49岁的剧集时，阿普特才恍然发现，这部纪录片的真正主题是人的境况。但在布什看来，导演个人的意图和故事走向的不同，恰恰这部作品令人震撼的重要原因之一：导演另有打算，但故事自动在人物身上展开，这就好像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生活本身。

阿普特导演于2021年去世。纪录片的最后一部《70 Up》由曾经荣获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的阿西夫·卡帕迪亚（Asif Kapadia）导演接棒完成。《综艺》（Variety）杂志近期就此采访了卡帕迪亚，后者称执导《70 Up》是他“梦寐以求的工作”。

他描述了自己成长过程中在位于北伦敦的家中与父母和手足围坐在电视机前观看这部经典剧集的场景，以及四十多年后接到这份工作邀请时虽然忙于其他项目但完全无法拒绝的梦幻心情。卡帕迪亚以制作宏大的纪录长片而闻名，相比之下，电视纪录片节目时间紧、资金少，但他仍然情不自禁地重新翻看过去几十年的拍摄素材，从中发掘从未公开过的画面。

最终，卡帕迪亚将“14位被拍摄了63年的人物”的影像素材融入了影片，并将具有争议性的阿普特导演塑造成了第15个角色，并为这部作品感到由衷骄傲，“它非常惊人、深刻且优美，因为它以某种方式涵盖了人生。

一切尽在其中。”英国《观察家报》（the Observer）专栏作者梅兰妮·里德（Melanie Reid）的评论则要辛辣的多，文章标题是：“《人生七年》系列唐突且不公正，根本不该被制作”。

里德写到，在之前的一份工作中，她曾被要求追踪一张小学生合影当中的人物，因为其中一个小男孩成为了足球明星。这项工作的目的是要在那张照片上标注每个孩子现在的职业：肉贩、理发师、货车司机、水管工、工程师。

这次追踪背后是一种难以抗拒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也是所有同学会背后的动力。我们的同学身上发生了什么？他们现在在哪里？我们渴望通过了解他人的生活来确认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但她追踪到的结果并不令人愉快，根据那项活动隐含的评判标准，大多数孩子成年后都是失败者：有人靠救济金度日，整日混迹于酒吧；

有人和不同的伴侣生下了很多孩子；至少有一个人自杀……《人生七年》10在里德看来，《人生七年》系列正是所有此类活动的源头。尽管这部纪录片屡获殊荣，但始终给人一种唐突之感，它的根基建立在对受访者的不谙世事的利用之上。

在1960年代，远早于电视媒介的力量被人们所理解，远早于真人秀节目和现场心理学家出现之前，一群天真烂漫的七岁儿童就被摆上了舞台供大众娱乐。随后的63年里，他们的人生被商品化，任由数百万观众评头论足。

里德并不否认这部剧集引人入胜，但作为剧中人物的同龄人，她也为这些孩子的纯真梦想被众人当作消遣而感到不安。里德指出，《人生七年》最初是由倡导组织“世界在行动（World in Action）”制作的单集纪录片，旨在凸显鲜明的阶级差异，预设的结论是“弱势群体的子女将陷于困境，而上流社会的后代则前途光明。

”阿普特导演本人是一名中产阶级出身的剑桥大学毕业生，他后来曾坦言自己当时想要制作一部“关于那些拥有一切的孩子和那些一无所有的孩子的犀利作品”。于是，三名在肯辛顿上预备学校的小男孩——安德鲁、查尔斯和约翰——成为了牺牲品，他们被塑造成了来自上流社会的傻瓜，供社会学学生剖析，任观众嘲讽。

约翰在63岁时称这部纪录片为“一颗小小的毒丸”；成为纪录片导演的查尔斯21岁后就拒绝参与拍摄，直到70岁时才重新同意在最后一集中发声。阿普特导演自身的偏见还让参与拍摄的女孩们不得不回应关于丈夫和婚姻的歧视性问题，而她们也随着年岁增长表达了自己的愤怒。

《70 up》的确回答了“他们后来怎么样了”这个终极问题：对绝大多数人而言，童年时期的乐观憧憬被人生的成就终究微不足道的现实主义观点所取代。无论职业是律师、寄养家庭看护人、出租车司机还是教师，他们都温和地接受了相对的失败。

暮年的满足感来自被爱意和家人包围，而不是金钱。但在里德看来，所有参与拍摄的孩子都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既然如此，即便这部纪录片揭示了令人心痛的真相、为数百万人带来了柔软的愉悦，它也不应该被制作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