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都在友综嗑CP，谁还想看《再见爱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新周刊 ，作者：朴珍珠，编辑：陆一鸣真正的问题也许从来不是“离婚综艺还能不能拍下去”，而是它还能不能拿出足够精良、复杂，也足够尊重人的内容。“我去参加节目前每天都在哭，又不能18天不讲话，都当哑巴，但我又没有工作，我需要工作。

可我又担心，节目播出了，会不会有人笑话我的孩子。”最近，演员郭柯宇上陈鲁豫的视频播客，分享了自己在2021年参加《再见爱人》第一季录制时的感受。虽然她与前夫章贺的关系困境在节目内外收获了很多同情和支持，五年里，她也获得了更多工作机会和体面自在的生活，但这个敏感的演员依然有无限纠结。

毕竟，在她前半段人生里，结婚和生育都没有对外公开，但离婚这件私密且看起来有些狼狈的事情，被几百万人观看。郭柯宇的分享折射出了以《再见爱人》为代表的离婚综艺从诞生之初就具有的复杂性——它制造了不少让人打破美满婚姻滤镜的名场面，挑战“劝和不劝离”的传统观念，却也受制于综艺形式与商业利益，逐渐向流量倾斜；

它让与婚恋有关的结构性问题浮出水面，却也在观察室内外全民侦探式的分析中，滑向对嘉宾个体病态化的讨伐，公与私的界限变得异常模糊。从第一季豆瓣评分8.9分到第五季的5.3分，《再见爱人》的节目口碑急转直下，今年芒果TV的节目单上，也没有再出现它的名字。

与此同时，婚恋综艺依然热闹，关注对象也从年轻人发展到不同年龄段群体。人们相信，无论什么年纪、是否离过婚，都可以寻找爱情。相比之下，把一段破裂的婚姻交给镜头，讨论离还是不离，依然是一件更危险，也更难复制的事。

离婚综艺，真的拍不动了吗？当纯粹的亲密关系实验遇上流量变现《再见爱人》的节目设定并不复杂：三对陷入婚姻危机的夫妻，共同踏上一场十几天的旅行，在相处、对话和外界介入中，重新审视这段关系还要不要继续。

连续参与五季节目制作、长期担任制片人和总导演的刘乐曾分享制作该节目的初衷：《再见爱人》不拍家暴、出轨、赌博等极端原因导致的离婚案例，而是探索仍处在灰色地带、还有讨论空间的婚姻，这也让人本身的性格、情感等无法明确界定的因素在一档节目里被放大分析。

第一季节目之所以至今仍被许多观众视为最佳，也和这种细腻克制的呈现方式有关。郭柯宇最初对上节目充满犹豫，但节目组告诉她，不愿意说的部分可以不说。随着录制推进，嘉宾之间、嘉宾和节目组之间慢慢建立信任，大家才一点点打开自己。

有人在郭柯宇和章贺“碎成玻璃碴”的往昔里，看见一点“离开以后才学会爱”的余温；有人共情朱雅琼长期得不到情感回应，也在后期逐渐看到王秋雨的自我厌弃和不善表达。很多观众最初只是冲着某对夫妻“到底要不要离婚”的悬念点开《再见爱人》，但真正走近他们的人生后，看到的却远不止个体婚姻的去留。

它关乎整个社会如何摆脱离婚羞耻，如何重新审视“有毒的男性气质”；也关乎人们如何理解看似“歇斯底里”的女性情绪，以及亲密关系折射的更幽微且复杂的人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离婚综艺也在面临现实困境，很难保持纯粹的初衷。

于嘉宾而言，把私密关系作为筹码，也不只是聊个人感情。郭柯宇坦言，她需要曝光度和工作，才接受了前夫工作室的推荐来上节目。上了《再见爱人》第四季的网红“留几手”（刘爽）也曾承认，上节目并不真的只是为了“解决婚姻问题”。

对嘉宾来说，参加真人秀很多时候意味着获得工作、增加曝光度和拥有新的职业可能。而《再见爱人》本身并不是一档容易招商的节目。离婚、关系破裂，在不少品牌眼里都“寓意不好”。即使《再见爱人》第四季曾引发全民讨论，它也没有像同期芒果系的热门综艺那样迎来大量品牌追投。

传统广告空间变得有限，平台便开始从节目内容本身寻找新的变现渠道，比如付费抢先看、节目同款商品上线电商平台等，这些模式在其他综艺、剧集的营销中也屡见不鲜。其中，“熏鸡事变”的传播路径就非常典型。

最初，买熏鸡只是嘉宾麦琳与其他人在旅途中关于公共经费和消费选择的小摩擦，这一事件通过短视频切片传播、登上热搜后，迅速成为“麦学”的重要素材，最后带火了“麦麦熏鸡”。学者王飞翔、许叶在研究中指出，《再见爱人》的传播早已不止于正片，观察室、社交媒体、二创、电商等共同组成了一个无限扩张的文本，它可以被讨论和传播，也可以被消费和变现。

过去，郭柯宇能感受到节目组的耐心，他们愿意等嘉宾主动打开自我；如今，“熏鸡事变”引发全网热议，把一个人的动作细节放大成一个泛娱乐现象，节目在不知不觉间就变味了，以至于主创们强调的“没有剧本”会变得十分无力。

真人秀不存在百分百纯净的真实，参与者会意识到被观看，围观的人也不只是站在岸上，这些都会成为叙事的一部分。从制作上看，《再见爱人》这类离婚综艺的困境很明显：当情感、人性与社会关怀被卷入真人秀工业，节目最初试图保留的复杂性，也开始被流量重新塑造。

复杂的婚姻问题，不能只靠NPD背锅《再见爱人》避开离婚案例里的现实极端因素，把镜头对准人们在亲密关系里细致的情感和日常互动，这既构成了节目探索人性的深度，也留下了一个难题：越没有明确的事件可以溯源，越需要有人负责解释，曾经亲密的关系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陈鲁豫曾在对话刘乐时尖锐地指出，真正让一段婚姻解体的因素，包括背叛和欲望、身体和性、事业和钱财等。这背后，无论是当事人意愿，还是内容伦理，很多问题依然是镜头很难真正照见的。在刘乐眼里，节目只能一季一季慢慢拓宽能够触碰的边界。

也许观察室就因此成了离婚综艺拓宽讨论边界、设置舆论议程和观照现实社会的一个巧妙入口。从专业设置上看，观察室里并不缺少社会学视角，有诸如沈奕斐这样的家庭社会学专家，会把两个人的冲突放回性别分工、家庭制度和社会环境里理解。

但随着激烈讨论的展开，“心理学”式的解释显然更容易流行，最典型的就是“李松蔚”“张春”们的人气高涨，心理学词汇越来越占据热搜中心。这当然不是说心理学视角有什么问题。精神动力治疗、认知行为治疗等常见的心理治疗方法，本身并非不关心社会环境，但它们通常更侧重从个体的心理经验、认知和行为模式出发解释问题。

这种解释，很容易被综艺形式和社交媒体简化成对某人人格、原生家庭和心理缺陷的归因。相比之下，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就退居次要位置。麦琳是最典型的例子。NPD（自恋型人格障碍）原本是有严格诊断标准的精神医学概念，在《再见爱人》第四季播出后，却迅速变成解释麦琳一切行为的万能钥匙。

学者郭佳在研究中指出，在节目剪辑、观察室嘉宾分析和社交媒体的共同解读中，麦琳作为全职母亲面临的经济依赖和无偿家庭付出不被认可，很大程度上都归因于她个人的心理缺陷。素人女性在婚姻里的长期经历，岂是一个病理名词所能概括的？

事实上，这种“全网诊断欲”也早已溢出了离婚综艺。放眼网络，NPD、PUA、回避型依恋、煤气灯效应……越来越多心理学名词变成普通人处理亲密关系时的速查表。它们为人们理解现实提供了模型，也容易制造某种幻觉，仿佛只要找出那个有问题的人，再解决那个人，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和《再见爱人》同属离婚综艺，美国一档从2019年开播、现已播出五季的节目Couples Therapy，则几乎走向另一个极端。节目没有设置嘉宾对着镜头接受采访的环节或观察室，而是以纪录片的方式，“不干预”地呈现纽约心理学家奥娜·古拉尔尼克（Orna Guralnik）对一些夫妻的长期治疗。

尽管如此，参加过Couples Therapy的作家鲍里斯·菲什曼（Boris Fishman）仍指出，节目还是把他和妻子极其复杂的关系，塑造成了“控制欲强的丈夫”和“受伤的妻子”，公众评价对他们原本脆弱的婚姻造成了二次伤害。

这背后，也有心理治疗本身的私密性、复杂性与电视节目需要在有限篇幅内公开呈现故事之间的矛盾。节目未必有意简化人物关系，但经过剪辑和传播，复杂的婚姻问题还是很容易被简单归因。疯女人也好，控制狂也罢，他们也许是某段婚姻走向末路的导火索，但绝不是始作俑者。

比起急着找出一个“有病”的人，更重要的或许是看见并追问：究竟是什么样的婚姻制度、性别秩序和现实处境，共同把他们的关系推到尽头？对婚姻的理解，仍在不断分化无论如何，《再见爱人》的出现本身仍有创新意义。

它诞生在“离婚冷静期”的规定落地、结婚率下降、亲密关系观念快速变化的社会背景中。从创作者视角来看，过去的节目总在讲爱情如何开始，却很少讲爱情怎样结束。这档节目能让人意识到，离婚不是一件羞耻的事。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相比中国人传统的“劝和不劝离”，围绕《再见爱人》的讨论里，鲜少看到有观众真正希望“他们别分开”。《再见爱人》第四季播出时，很多网友心疼黄圣依。（图/社交媒体截图）当然，国内离婚综艺其实也没有完全走向“离婚即解放”的另一端。

学者钟一凡（音译）的研究指出，《再见爱人》一边强调个体幸福、自我成长和重新选择等理念，另一边又不断诉诸修复、责任、家庭稳定等儒家价值。这种矛盾放到整个东亚语境里可能更加明显。在离婚综艺更加兴盛的韩国，有媒体指出，不少已婚观众看完别人更糟糕的婚姻，反而获得一种“我们家还没那么差”的安慰。

韩国西江大学媒体传播研究生院一篇硕士学位论文中，一项对未婚观众的调查发现，离婚综艺让人觉得真实、共情，也与韩国社会更负面的婚姻和生育态度相关。当离婚以综艺的形式进入大众视野，人们就更加不相信婚姻了吗？

答案恐怕没那么简单。与其说离婚综艺正在把人推向某种婚恋观，不如说它更像一面社会镜子，照出了今天的人本就日益分化的婚姻观念。也正因此，只要亲密关系的危机依然存在，人们对婚姻的理解仍在不断分化，他们对这类故事的观看需求就不会消失。

真正的问题也许从来不是“离婚综艺还能不能拍下去”，而是它还能不能拿出足够精良、复杂，也足够尊重人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