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经济学家追踪十万孩子的30年：搬家，可以“改命”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谷雨星球 ，作者：卷卷兔，题图来自：视觉中国今年9月，全球最火的纪录片之一《人生七年》，终于完成了对一群孩子从7岁到70岁的追踪，迎来了最后一集《70 Up》。

他们当中，富人区的大多孩子上了牛津剑桥，成了律师，工人家孩子早早工作、结婚生子。但也有一个例外，一个农场男孩考进牛津，成了美国大学里的核物理学教授，实现了阶层的跃迁。有人看完后很唏嘘，一个人的命运，真的早就被出身决定了吗？

同样是追踪研究，哈佛经济学家Raj Chetty就给出了一个更有希望的答案：孩子在哪里长大，真的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命运。在一场抽签实验里，13岁前搬去好社区的孩子，长大后收入高出35%。

这里的“好社区”，不仅是房子和学校，更是他拥有怎样的邻居，那些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有怎样的价值观。而且这样的“邻居效应”，对中产家庭的孩子，影响甚至更明显。Raj Chetty教授和他研究里非常重要的“机会地图”。

这张地图背后的论文今年1月正式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地图本身也在持续更新，现在还能看到不同年代出生的孩子，流动性是怎么变化的“在哪儿长大”有多重要？这个研究要从1990年代说起。

当时美国政府做了一件很罕见的事，用抽签的方式，随机给一批住在高贫困公共住房里的家庭发放住房补贴券，让他们可以搬到更好的社区去住。这个实验叫“移居机会”（Moving to Opportunity），涉及大约4600个家庭。

几年后，研究人员跟踪这些家庭后却发现，成年人的收入，没有任何变化。这个结论，导致无数人认为此项实验是失败的，他们更认为“社区环境对人没什么影响，是什么样的人，去哪里都差不多”，也让越来越多本来境况就不好的人，对下一代的命运更不抱希望。

这个实验还有专门的一本书直到Raj Chetty出现。作为印度移民的孩子，Chetty9岁随父母从德里搬到美国，他父亲是经济学家，母亲是儿科医生，后来成了教授。而他母亲走到这一步，本身就是一个关于“环境改变命运”的故事。

在印度，她所在的社群里，女性通常不会接受高等教育，既没有附近的大学，文化上也不允许女儿外出求学。直到一位当地的富有家长想让自己女儿上大学，专门在那里办了一所女子学院，Chetty的母亲才得以成为首届30名学生之一，后来成了医生和教授。

搬到美国之后，Chetty又很快亲眼目睹了“在哪里长大”的力量。和留在印度的表兄弟们相比，他的生活条件、得到的机会简直好太多了。他在一次播客访谈中说，“我是家里最晚发表论文的人。”他的两个姐妹也都在医学和生物领域做研究，他从很小就在一个满是统计、科学问题和“怎样改变世界”的讨论的家里长大。

他也说，身边榜样的影响，对孩子最终选择做什么极其重要。而这个切身观察，或许也是促使他去研究“环境如何影响人”这个课题的原因。后来，他只花了三年从哈佛本科毕业，23岁拿到博士，29岁成为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

33岁，他获得“美国40岁以下最重要经济学家”的克拉克奖章。他一直在研究同一个问题：美国梦还是真实的吗？一个孩子，真的可以凭借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吗？于是，他用税务数据追踪了美国数千万个家庭的收入记录。

他发现，同样出身的孩子，在不同地方长大，成年后的收入差距大得惊人。这时候，他回头看了那个“失败”的实验。他发现，1990年代那个社区搬迁政策之所以看起来“没用”，是因为早年的评估盯着的是成年人和年纪较大的孩子，那些搬家时还是蹒跚学步的幼儿，当时还没长大，根本看不出成年后的收入。

而一旦等这些孩子长大，再按搬家时的年龄把他们拆开来看，结论完全不同了。幼年时期换环境，最有用Chetty和他的团队重新分析了数据，同时追加了一项覆盖700万个搬迁家庭的大规模研究。

他们发现了一个让人惊讶的规律：孩子搬到更好社区时的年龄，和他们长大后的收入，几乎呈线性关系。搬家时越小，成年后收入越高。搬家时越大，收益越小。孩子在好社区每多待一年，成年后的收入就向当地孩子的水平靠近约4%；

而过了二十出头，搬家对收入几乎就没有影响了。用Chetty自己的话说：“每一年都算数。在更好的环境里多待一年，就会带来更好的结果。”在“移居机会”实验里，13岁以前（平均8岁）搬到低贫困社区的孩子，比留在公共住房里的孩子，终生收入平均多出约30万美元。

重点就是，在他还是个孩子、还在接受这个世界最基本印象的时候，搬到更好的地方。这个结论背后有一个特别有力的证据，来自同一个家庭里的兄弟姐妹对比。同样的父母，同样的家庭条件，同样的基因——唯一的差别是，一家人搬到新社区时，弟弟比哥哥小了几岁，因此在那里多住了几年。

结果是，弟弟长大后，收入比哥哥更高。这就更有力证明了，哥哥和弟弟的差距，并非来自家庭和个人努力，纯粹来自弟弟在更好的地方多待了那几年。今年1月，Chetty团队又发布了一项新研究，让之前的发现更加清晰（目前还是工作论文，尚未经同行评审正式发表）。

他们研究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贫困社区改造项目HOPE VI：联邦政府投入约170亿美元，把全国262个破败的公共住房项目推倒重建，改成混合收入社区，让不同背景的家庭住在同一个小区里。

和没有被改造的类似项目相比，在改造后社区长大的孩子：成年后收入平均高出16%；大学入学率提高了17%；男孩被监禁的概率降低了20%；在这里每多住一年，成年后的收入就提高约2.8%。

按这个速度推算，从出生起就在改造后的社区长大，30岁时的收入会比在改造前的同一个地方长大高出约50%，一辈子大约多赚50万美元。但和当年的“移居机会”实验一样，住在这些社区里的成年人，收入没有任何变化。

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些改变呢？研究人员发现，这些变化不能用“附近的学校变好了”或“楼盖得没那么密了”来解释，光是把房子翻新也不够。他们又结合了人口普查、手机定位数据和Facebook的社交数据后发现，改变孩子命运的关键是“来自不同背景的朋友”。

改造之后，公共住房里的孩子和周边社区孩子的来往明显多了：在附近的高中里交到了更多高收入家庭的朋友，长大后也更可能和周边的高收入同龄人住在一起。周边孩子家境越好，收益越大；而那些本身就处在大片贫困地区里的改造项目，孩子几乎没有受益。

Chetty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在不同地区之间，预测经济流动性最强的单一指标，就是高收入朋友的比例。”这是他们2022年用Facebook数据做的大规模研究得出的结论，而这次的HOPE VI研究，进一步说明了这种跨阶层的友谊确实能改变孩子的结果。

那为什么跨阶层的朋友这么重要？Chetty给出了几种可能的解释。一是机会。他说，美国一半以上的工作是通过别人推荐得到的，如果你认识的同学，父母在好公司工作，你就更可能拿到那里的实习机会。

二是信息。比如该申请哪些大学、有哪些路可以走，很多信息就藏在身边人的日常聊天里。三是榜样。如果你从来没见过身边有人上大学，你可能根本不会想到申请大学。如果你从来没见过身边有人进入某个行业，那条路就不在你的视野里。

孩子的志向，是被他们身边的人塑造的。亚特兰大市长Andre Dickens在看到这项研究后，说它让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他在亚特兰大长大，家庭条件不好，但从四年级到高中，他参加了一个在教堂地下室举办的创业培训项目，里面有来自不同背景的孩子。

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了穿西装的男人。而负责项目的那个人，“对我来说就像一位父亲，因为我从来不认识我的父亲”。如今，他正在亚特兰大推动类似的社区改造，也在想办法让不同阶层的孩子有更多机会相处。

越年幼的孩子搬到好社区，受益越大同学的父母，也会影响自家孩子Chetty团队还做了一件事，就是把这些数据制作成了一张公开的地图，叫“机会地图集”（Opportunity Atlas），任何人都可以输入一个美国地址，查看在那里长大的孩子成年后的平均收入。

地图显示，在同一座城市里，隔一条街，孩子的未来就可能完全不同。用Chetty自己在演讲中举的例子，“在辛辛那提，沿着路开出去几英里，就像从阿拉巴马州到了爱荷华州”。用我们能理解的话来说，就类似于一个孩子在北京朝阳长大，另一个在贵州山村长大。

对美国社会流动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Chetty教授的网站探索https://www.opportunityatlas.org/Chetty团队今年正式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的另一项研究，还发现了一个更微妙的细节：影响孩子的，不只是自己父母有没有工作，还有身边其他孩子的父母有没有工作。

哪怕自己父母的情况不变，社区里大人们的就业率上升，孩子长大后也会过得更好。而且起作用的主要不是钱和资源，是日常交往：对孩子影响最大的，是同年级同学的父母，而同年级的孩子最可能成为朋友。

这个结论让研究者们重新思考一件事，贫穷社区里的孩子之所以长大后很难改变命运，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缺少资源，还因为他们所在的世界太窄。他们见到的人，想象的人生轨迹，不得不局限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里。

当然，Chetty的研究不是在责怪任何人。他在接受采访时也说过，很多人选择留在现在的社区，自有他们的理由，研究要做的，是想办法也为这些人创造机会。不是所有家庭都能自己带孩子，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搬到更好的社区，也不需要都这么做。

关键的是，孩子能否建立起跨越不同背景的真实连接。《人生七年》借用了一句老话“七岁看老”，Chetty的研究给出的答案更温和，也更有希望：命运不是七岁就定了，孩子在更好的环境里多待的每一年，都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