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理解“内卷”：这是丰裕时代的成长阵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底线思维 ，作者：鲍韶山【编者按】：近期，观察者网有多位学者就“内卷”对于企业发展的负面意义提出不同意见。例如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军教授认为，“内卷”从某种程度上是用户驱动的中国企业技术迅速迭代的表现，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不可一棍子打死。

对于这个话题，本文作者、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前总理陆克文政策顾问鲍韶山则鲜明地提出，传统观点将“内卷”归结为“对稀缺资源的激烈争夺”，这从根本上误判了其运行机制。真正的资源稀缺往往会推高资源所有者的回报；

而“内卷”恰恰相反——在物质剩余不断增长的同时，它极大压缩了地位跃升的收益空间。“内卷”并非源于匮乏的“稀缺病”，而是物质充裕时代的“丰裕现象”；化解“内卷”的出路绝不在于人为抑制丰裕，而在于顺势疏导并消化其转型阵痛。

不同观点争鸣，供读者朋友们思考。鲍韶山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前总理陆克文政策顾问2020年以来，“内卷”已成为中国公共舆论场中最具共鸣的词汇之一，但无论在中西方评论界，对这一概念的学理剖析都依然滞后。

在英文语境的讨论中，“内卷”很大程度上沦为渲染“中国经济疲软”叙事的修辞噱头——它常与“产能过剩”并列，被当作体制失灵的证据，却鲜少作为一种具有内在运行逻辑的机制得到审视。而在中文语境下，这个词确实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共鸣，成为人们宣泄教育焦虑、职场倾轧、阶层流动停滞以及深层竞争疲惫感的出口；

但这种情感共鸣并未转化为持续深入的理论分析。现有的学术研究依然处于割裂状态：心理学家将其操作化为多维度的心理量表，产业经济学家聚焦于特定行业的价格“内卷”，政策话语则将其视为有待整治的乱象并忙于开具药方——却没有任何一种论述能将这些碎片串联成一套自洽的理论体系。

本文的核心论点在于：“内卷”并非源于匮乏的“稀缺病”，而是物质充裕时代的“丰裕现象”；化解“内卷”的出路绝不在于人为抑制丰裕，而在于顺势疏导并消化其转型阵痛。传统观点将“内卷”归结为“对稀缺资源的激烈争夺”，这从根本上误判了其运行机制。

真正的资源稀缺往往会推高资源所有者的回报；而“内卷”恰恰相反——在物质剩余不断增长的同时，它极大压缩了地位跃升的收益空间。“内卷”最鲜明的特征，是竞争投入不断加码，却换不来成比例的地位回报：大量充裕且同质化的要素投入，去追逐那些在制度构造上总量固定的“地位性物品”（positional goods）。

这一动态在宏观国民核算中留下了清晰可辨的印记：民众生活水平持续提升且物质需求趋于饱和，与此同时家庭储蓄不断累积；而基尼系数的回落与区域间收入的趋同，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态势，抹平了地位攀比所赖以彰显的收入差距梯度。

我此前关于“新旧产业代际交叠”（industrial vintage overlap）与“卡尔多—凡登定律”（Kaldor-Verdoorn dynamics）的研究，恰好为理解这一微观基础提供了时间维度与系统层面的分析框架。

对“稀缺论”的误读将“内卷”定义为“围绕稀缺资源展开的激烈竞争”，这一主流框架在逻辑上根本无法自圆其说。如果资源真正稀缺，竞争必然推高其价格，使资源所有者获利并产生经济租。但这与“内卷”所呈现的现实截然相反。

“内卷”行业的共性在于：低门槛领域（电商、网约车、内容创作）与高壁垒领域（医疗、法律、金融）殊途同归——竞争者过剩压缩位次溢价，个体投入不断加码而边际回报递减。总量扩张并不惠及个体：标的稀缺性未变，争夺成本却持续走高。

人们之所以产生认知混淆，是因为“内卷”确实涉及某种“稀缺”——但那是一种特定类型的、人为建构出来的稀缺。人们所争夺的“地位性物品”（如排名、声望、相对社会地位、顶尖岗位的入场券），在制度设计上本身就是稀缺且定量的。

真正丰裕的，是参与这场角逐的竞争要素：充沛的劳动力、充裕的资本、普及的文凭、极易复制的生产能力，以及劳动者承受超长工时的意愿。当要素投入充裕且廉价、产出同质且缺乏差异化、而顶端的奖励池固定不变时，“内卷”便会疯狂滋长。

充裕的竞争能力去追逐结构上固定的地位回报——这种错配正是驱动内卷的核心引擎。厘清这一区别至关重要，因为它彻底颠覆了政策应对的方向。如果“内卷”是稀缺问题，解药自然是扩大供给或优化资源配置；

但如果它是丰裕的产物，那么人为筑高准入壁垒、收紧信贷或抑制投资非但无济于事，反而会冻结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除了保护既得利益的在位企业外，丝毫无助于缓解地位竞争的困局。在这点上我的立场一贯明确：国际社会针对中国产能采取的加征关税、产业补贴和投资审查等保护主义举措完全找错了方向，因为这会抑制国内的需求拉动效应，恰恰削弱了激发本土“卡尔多—凡登效应”所必需的前提条件。

物质在扩张，被压缩的只是名望等附加符号“内卷”的运行机制可以精确概括为：充裕且可替代的要素投入与高度同质化的产出，促使参与者在争夺固定地位奖励池的过程中不断加码努力程度与价格战；其结果是，即便社会物质剩余持续增长，加码投入所带来的边际地位回报依然趋近于零。

这一动态的形成取决于三大前提条件。第一，要素投入充裕：劳动力、资本和产能充足且低廉；倘若付出努力或获取资本的成本极其高昂，这场竞赛便会自动收敛。第二，产出高度同质化（可替代性）：市场参与者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缺乏差异；

差异化原本是跳出陷阱的出路，同质化却将竞争者死死锁定在价格战与工时战的泥潭中。第三，地位性奖励结构：竞争的终极奖赏是排名或相对地位，其总量由制度构造预先锁定，无法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把“蛋糕”做大。

在上述三大条件下，地位竞争完全异化为一场零和博弈与内耗。所有参与者都在集体追加投入——消耗更多的时间、金钱与学历文凭——去争夺同一个固定容量的地位奖池。社会创造的物质剩余是真实且不断增长的，唯一无法扩张的是剩余之中“相对优势”的分配份额。

这正是为什么“内卷”常给人一种“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窒息感：努力在加码、工时在拉长、物质产出在扩张，但奋斗所换取的地位回报却停滞不前，因为排名的席位是固定的。“内卷”时代的真正焦虑并非“我消费不起”，而是“我的拼搏再也换不来出人头地的优越感”。

这一机制的分配后果极为关键，但它绝非一个“经济剩余萎缩”的故事。在“内卷”状态下，物质剩余是实实在在且持续增长的——实际工资的上涨、物质生活的充裕以及高企的储蓄结余都是明证。真正被压缩的是“地位溢价空间”，即那些依附于基本物质需求满足之上的附加地位符号（头衔、声望、相对身价）。

当产出高度同质、地位溢价被竞争抹平至零时，人们激烈争夺的不再是物质剩余本身，而是剩余内部的相对排位。实际工资仍在增长，停滞的是将收入增长转化为社会阶层跃升的通道。其直接后果便是“相对薪酬原地踏步下的过度劳累”：每个人为了保住或提升自己的排位而被迫拼命加码，但由于排名总量固定，这种集体加码在宏观上必然相互抵消、自我挫败——哪怕所有人的绝对物质生活水平都在提高。

小城家庭正迎头赶上，大城市优越感被摊薄基尼系数的回落，以及农村与中小城市收入向一线大城市水平的靠拢，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地位溢价的压缩。当货币收入的差距缩小时，追求相对地位的难度便随之加大：社会阶梯依然存在，但梯级之间的间距变密了，因此每一分奋斗所能买到的、肉眼可见的身份区分度大打折扣。

同样的逻辑也体现在空间地域上——随着中小城市和农村收入相对于大城市不断抬升，大城市原有的“地域地位溢价”遭到压缩，大城市奋斗者付出同等努力，已无法再像过去那样换来显著的相对优越感。

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或财富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指标，其数值介于0到1之间，越接近0表示分配越平等，越接近1表示分配越不平等。这恰恰解释了为何“内卷”话语高度集中于物质需求早已满足、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城市中产家庭：他们正是自身地位溢价被自下而上的社会均等化浪潮所稀释的群体。

奋斗显得不再那么有回报，并非因为社会总财富缩水了，而是因为过去能让奋斗成果一目了然的“收入差距梯度”被抹平了。小城家庭在物质生活上正迎头赶上，大城市奋斗者的身份优越感随之被摊薄。这与传统的“不平等叙事”截然相反：在基尼系数高企的高分化社会中，阶梯间距巨大，地位竞争的成果清晰可辨；

而在基尼系数收窄的经济体中，差距不断缩小，同样的拼搏只能换来微弱的区分度。这一机制赋予了“内卷”独特的分配特征，使其既迥异于“稀缺叙事”，也区别于“不平等叙事”。稀缺叙事预言资源所有者的回报将水涨船高，“内卷”呈现的却是货币收入差距的收窄；

不平等叙事预言地位竞争层级分明、回报丰厚，“内卷”呈现的却是相反的图景——随着阶层差距收窄，地位竞争的边际回报越来越低。归根结底，“内卷”就是当物质丰裕与收入趋同共同侵蚀了个人奋斗的“地位回报”时所呈现的社会症候。

“内卷”是阶段性现象我所构建的宏观分析框架并不否定上述微观机制，而是将其置于动态演进的时间坐标之中。我将表面上看似“产能过剩”的现象，界定为“新旧产业代际的过渡性交叠”（transitional overlap of industrial vintages）：过去投资浪潮留存下来的、生产率较低的旧一代固定资本仍在运转，并引发激烈的价格厮杀（即国内常说的行业“内卷”）；

与此同时，绿色能源、数字经济和高科技领域的最新一代高生产率产能正在快速规模化扩张。这一新旧交替的空窗期难免伴随阵痛与无序，对部分市场主体而言短期内尤为煎熬，但它本质上反映了一个目标明确的、由需求主导的经济结构转型过程，正在全方位抬升中国经济的长期生产潜力。

化解这一阵痛的核心机制，正是“卡尔多—维尔多恩动态效应”（Kaldor-Verdoorn dynamics，即产出增长带动劳动生产率内生增长的规律）。我此前引用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维尔多恩系数约为0.89至1.05之间——这意味着GDP增速每提高1个百分点，劳动生产率增速几乎也会同步提升近1个百分点；

产出冲击解释了生产率预测误差方差的80%至90%以上。这深刻揭示出：“内卷”绝非一种停滞的均衡状态，而是需求拉动生产率跃升过程中的阶段性摩擦。政府在基础设施、新型工业化以及绿色与高新技术产业上的公共与战略性投资，构成了强大的“自主性需求”，进而诱导私人投资跟进、提升产能利用率，并全面激活规模报酬递增、“干中学”效应以及内嵌式技术进步。

随着新一代先进产能形成规模、老旧落后产能有序退出，定义当前行业“内卷”的价格战压力便会自然消退。本文的理论贡献至此已十分明晰：“丰裕—同质化—地位竞争”机制从微观层面解释了为何新旧产能交叠会引发地位溢价压缩与家庭储蓄淤积；

而“卡尔多—维尔多恩”框架则从宏观层面阐明了这一困局将如何被动态化解。微观机制为宏观转型叙事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点，而宏观叙事则为微观机制指明了演进与破局的轨迹。高储蓄是“物质满足后的结余”如果“内卷”确实是由物质丰裕所驱动，那么它的系统性效应必然会在宏观经济数据中留下痕迹。

诊断这一现象的核心判据，正是“实际生活水平持续提升”与“高家庭储蓄率”的并存——不是二者择一，而是两者的同步共振。我对高储蓄问题的界定非常直接：储蓄本质上就是经济剩余，它是消费满足之后的结余，而非相反。

面对高企的储蓄率，真正应该追问的不是“人们为什么存这么多钱”，而是“为什么人们的收入充裕到在满足日常物质需求之后，还能余下这么多钱来储蓄”。这与“需求饱和论”（satiation reading）高度吻合：在物质丰裕时代，供给侧已经让日常消费品组合趋于饱和，民众的基本物质需求与生活水准预期得到了充分满足。

既然人们对常规可满足型商品的需求是有上限的（需求有边界，生活预期锚定在特定参照标准上），那么多出来的收入剩余就无法在边际上被日常消费进一步吸纳，只能沉淀并积累下来。因此，高储蓄是“物质满足后的结余”，而非“贫困匮乏下的节衣缩食”。

而在“内卷”语境下，高储蓄同时也是“地位跃升受阻后的结余”：由于让阶层区分一目了然的货币收入梯度已被抹平，手头的物质剩余无法顺畅转化为更高的社会地位区分度。人们可以把这笔钱存起来、用于投资，或者砸向地位性物品（如学区房、奢侈品、“内卷”式教育投入）——但由于地位性物品本质上是零和博弈，全社会扎堆在其上的支出最终都会相互抵消、化为泡影。

当物质剩余在地位晋升通道上无处安放时，沉淀下来的便是储蓄。这一视角将“内卷”在宏观系统中的留痕重新界定为“物质满足+地位跃升受阻+剩余积累”，而非西方叙事所渲染的“民生剥夺+被迫储蓄”。

竞争带来的精力与资源耗散固然真实存在，但这种内耗发生在“地位攀比的边际”上，而非“温饱生存的边际”上。“内卷”在特定人群与特定行业中的分布特征，进一步印证了上述判断。“内卷”一词最能引发两大群体的强烈共鸣：一是物质需求早已满足、受过高等教育、渴望阶层跃升的城市中产家庭。

他们的温饱无虞，因而其焦虑完全聚焦于地位排位赛；二是身处低门槛、产出同质化行业的企业主与从业者，他们正切身承受着利润空间被极致压缩的煎熬。而这两大群体，恰恰是上述“内卷”机制直接发生作用的载体。

政策启示：不是扼杀丰裕，而是在驾驭丰裕中实现破局既然“内卷”是由物质丰裕驱动的阶段性转型阵痛，那么政策应对的逻辑就绝不能是人为“抑制丰裕”。财政政策应当扮演结构性赋能者的角色，通过公共投资拉动自主性需求，进而撬动和引导私人投资。

对于庞大的居民储蓄，应当通过深化金融发展与升级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将其动员并引导至更高生产率的领域，而不是通过收紧信贷将其冻结。对于产业结构调整——即落后旧产能的出清与先进新产能的扩张——应当予以顺势疏导和加速推进，而非筑起行政壁垒进行人为阻滞。

这种“疏导路径”与“抑制路径”形成了鲜明对照。倘若依靠提高标准与牌照门槛来限制准入、强推行政性兼并重组、或是通过收紧信贷来压制投资需求，无异于把“丰裕”本身当成了病灶。殊不知，丰裕恰恰是打造解决方案的最宝贵原料。

我此前曾多次提出，西方发达经济体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反而扼杀了其自身生产率增长所必需的需求拉动条件；相反，西方理应对中国企业的投资与技术合作采取“有管理的开放”态度，以此加速技术扩散并共享效率红利。

2025年6月27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自2025年10月15日起施行，新增了规范“内卷式”竞争的专条。当然，这并不是说监管层面的微观纠偏毫无必要。

我注意到，针对部分电商平台上因利润空间被极限挤压而威胁到中小商家生存的恶性价格战，中国监管部门正采取审慎的试点方式加以规范和引导。但必须看到，此类干预只是结构转型进程中的局部润滑与微调，绝非企图逆转转型的大方向。

归根结底，“内卷”绝非源于匮乏的稀缺病症，而是物质充裕时代的丰裕现象，其本质是在需求主导的经济结构转型期所经历的阶段性摩擦。它的运行机制在于：充裕且高度同质化的投入要素，围绕固定总量的地位回报展开激烈角逐。

在物质需求已然饱和的边际上挤压了地位溢价空间、耗散了拼搏的回报；并在宏观账面上留下了清晰可辨的印记——富足饱和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累积的家庭储蓄，以及因基尼系数收窄而日趋扁平化的收入差距梯度，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内卷”时代的宏观画像。

我所提出的“新旧产业代际交叠”框架为这一微观机制赋予了历史时间坐标：“内卷”不过是新旧产业动能转换之间一段痛苦却必然的过渡期，破局之道在于激活“卡尔多—维尔多恩式”的需求拉动效应，而非采取行政性的限产与节流。

从这一视角重新审视“内卷”，不仅能够廓清长期以来的概念迷雾，更能让政策制定回归连贯自洽的逻辑：真正的核心命题从来不是如何去扼杀丰裕，而是如何驾驭并走出丰裕带来的转型阵痛。当物质需求的满足遭遇产出的同质化与地位的排位赛，当社会收入的趋同稀释了昔日让奋斗成果一目了然的阶层落差——“丰裕”所呈现出的面貌，便是我们今天所体验到的“内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