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DSA主席：民主党若不明白“站哪边”，我们就站出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底线思维 ，作者：梅根·罗默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落下帷幕，民主党取得重大胜利，夺回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在得克萨斯、堪萨斯、南卡罗来纳等传统共和党强势州，民主党也实现了重要突破。

高昂的生活成本、对特朗普执政的不满，以及美国对外战争引发的争议，成为影响这场选举的重要因素。随着民主党重新掌握国会，特朗普第二任期剩余两年的政治环境也将发生重大变化。然而，这场选举的另一项变化同样值得关注：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力量正在加速进入主流政治舞台。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简称DSA）支持的五名新候选人成功当选联邦众议员，分别来自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和科罗拉多州。

再加上成功连任的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OC）和拉希达·特莱布，DSA在众议院的力量已从此前的两人扩大到至少七人。从伯尼·桑德斯两次参加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初选，到佐赫兰·马姆达尼当选纽约市长，再到此次中期选举中多名民主社会主义者进入国会，这股长期受到美国反共政治文化压制的力量，正在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不过，DSA的此次选举突破是否意味着美国政治正在发生更深层的转变？当民主党重新夺回国会控制权，DSA又将在两党政治体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观察者网对话DSA全国联合主席梅根·罗默当地时间11月3日晚，观察者网与DSA全国联合主席梅根·罗默（Megan Romer）进行了一场线上对话。

罗默出身工人阶级家庭，曾从事音乐节管理和自由撰稿工作，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后逐渐投身社会主义政治运动。在此次对话中，她谈到了美国工薪阶层的生活困境、传统两党政治的局限、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以及马姆达尼执政后面临的现实矛盾。

她认为，美国民众的不满不仅针对特朗普个人，也指向美国长期积累的政治经济结构性问题。【对话/观察者网郑乐欢】“美国人已经厌倦了，生活越来越贵，钱却被花在战争上”观察者网：首先想谈谈这次美国中期选举。

美国选民对特朗普政府的执政表现、生活成本以及国家发展方向都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您如何看待这次选举？梅根·罗默：我认为，美国人已经非常厌倦现在的生活状况了。他们感到疲惫和愤怒，因为几乎所有东西都越来越贵，但工资却没有相应增长。

医疗保险越来越贵，食品越来越贵，住房越来越贵，托儿服务也越来越贵。人们的收入没有增加，生活负担却一直在加重。与此同时，美国还在为毫无必要的海外战争花费数十亿美元。比如针对伊朗的战争，我甚至觉得这就像特朗普一时兴起的主意。

美国民众已经厌倦了看到自己的税款被用于海外的破坏和战争，而国内的学校、道路等基础设施却在不断老化。很多人不得不同时打两份工，才能保证一家人每天有饭吃。我希望这次选举能够真正让民主党清醒过来。

民主党本来应该为工人阶级而战，但他们太多时候却是在为自己的金主服务。金钱对美国政治的影响非常大。我们的选举主要依靠私人捐款、企业资金等支持，而这直接影响了美国的政治运作方式，也影响了这个国家究竟为谁服务。

我觉得选民已经厌倦这一切了。他们不想再看到企业决定自己生活中的一切。至于美国的两大政党是否能够真正听到这种声音，并作出积极回应，我们还需要继续观察。观察者网：你刚才提到民主党没有真正回应工人阶级的需求。

那么，你认为今天的民主党真的理解美国工薪阶层想要什么吗？梅根·罗默：我觉得他们很难真正理解。当然，民主党内部确实有一些不错的人，他们会和普通民众交流，认真倾听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但我想到《圣经》里的一句话：一个人不能同时侍奉两个主人。我觉得这句话很适合用来形容今天的民主党。你不能一方面说要为美国民众服务，另一方面又要为美国大企业服务，因为两者的利益存在根本冲突。

你不可能同时让他们都满意。民主党必须弄清楚自己究竟站在哪一边。如果他们做不到，那么我们民主社会主义者就准备站出来，明确地告诉人们：我们要为劳动人民而战。观察者网：根据一些早期选民调查，大约六成选民不认可特朗普的执政表现，约四分之三的选民对国家的发展方向感到不满。

这些数字相当惊人。你认为，美国人主要是在反对特朗普本人，还是他们对美国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制度也产生了不满？梅根·罗默：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认为两方面都有。我自己也是一位母亲，我有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当我想到他的未来时，就会意识到，他想要获得我这一代人曾经拥有的生活条件，可能会比我们困难得多。我的父母并不富裕。等到我上高中的时候，他们的经济状况其实相当困难，但他们至少还能够买得起一套房子。

可今天，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这几乎已经变成了不可能的事情。现在的年轻人没有那么多钱，也没有足够好的信用记录，而且很多人因为高昂的教育费用背负着大量债务。对于他们而言，拥有自己的住房几乎成了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

所以，我这一代人现在看着自己的孩子，都会问：他们将来怎么办？他们怎么才能生存下去？他们要赚多少钱，才能过上一种体面的生活？我们根本不是在讨论如何成为亿万富翁。我们讨论的是，一个普通人能不能有一套安全稳定的住房，能不能买得起一辆上班需要的汽车，能不能每天吃得起饭，能不能拥有医疗保险。

美国很多地方都没有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所以汽车对人们来说并不是奢侈品，而是生活必需品。没有汽车，你可能根本无法去上班。我认为，这种挫败感已经积累了很长时间。特朗普在竞选时承诺要解决生活成本问题，对吧？

他谈论鸡蛋价格、住房价格，承诺结束海外战争，把钱留在国内，用于改善美国人的生活。很多人相信了这些承诺，因为他们的生活确实很艰难。他们可能觉得，好吧，那就让这个人试试看。但结果是什么？

他发动了战争，物价没有降下来。针对伊朗的战争还推高了汽油价格，而美国人又高度依赖汽车。如果连加满一箱油都负担不起，一个人要怎么去上班？难道每天步行十英里去工作，再走十英里回来吗？事实上，确实有人不得不每天花几个小时步行上下班。

美国号称是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竟然还有人不得不过这样的生活，我觉得非常荒谬。所以，人们当然对特朗普本人感到愤怒，因为他欺骗了他们。他在自己的优先事项上撒了谎，在如何改善普通人生活的问题上也撒了谎。

观察者网：你谈到了美国人面临的经济压力。那么，你认为共和党和民主党中，有哪一个真正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吗？梅根·罗默：我认为没有。事实上，他们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的答案非常相似，只是愿意采取的措施和干预程度不同。

共和党非常相信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他们认为监管越少，市场就会运转得越好。但我们知道，这只会让富人变得更富有，对普通人并没有什么帮助。资本主义需要不断增长，这就是它的运作逻辑。企业股东需要赚更多的钱，而这些利润总得从某个地方来。

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来自工人的工资和福利。结果就是，企业不断增长、利润不断增加，但工人的收入没有增长，福利却可能被削减。与此同时，医疗保险、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还在上涨。有时候一打鸡蛋就要卖到8美元，这对美国普通家庭来说已经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民主党的办法则是说，好吧，我们在这里增加一点监管，在那里再增加一点监管。但这些监管往往远远不够，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因为他们归根结底仍然是资本主义者。他们仍然相信自由市场，只不过希望对这个制度作一些小修小补，让它看起来不那么尖锐。

而我们的主张不同。我们相信一种由劳动者掌握控制权的经济制度。我们认为，对于那些生产和提供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行业，劳动者和公众应该拥有控制权。比如发电设施、食品分配体系、医疗保健等，这些都是人们维持生活不可或缺的东西。

我们支持这些关键领域的公共所有制，因为它们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存。但民主党并不相信这一套。他们相信的仍然是一种受到更多监管的自由市场经济。“我曾经觉得，在美国自称社会主义者简直荒谬”观察者网：接下来，我想聊聊DSA本身。

对于身处地球另一端的我们来说，观察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首先很好奇的是，你个人为什么会走上这条道路？你最初是怎么接触DSA的？梅根·罗默：这是个很长的故事。我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长大。

小时候，我的母亲是一名护理员，主要负责照顾病人，帮助他们清洁身体、翻身，以及完成一些基础的床边护理工作。我的父亲是一名急救员，在救护车上工作。我们家几乎没有什么钱，住在一间活动房屋里。

我的整个大家庭基本上都是蓝领工人，大部分叔叔阿姨都在工厂工作。那些工作收入不算高，不过当时的工厂还有工会。那时候美国还有很多工厂，而且不少工厂是有工会的，这意味着我父母那一代的很多工人退休后能够拿到养老金。

遗憾的是，现在的年轻一代往往已经没有这种保障了。因为家里没钱，我负担不起大学教育。后来我进入了音乐行业，主要负责管理和组织音乐节。这其实是一份非常有趣的工作。说来也奇怪，它和我现在所做的工作还挺相似的，因为都需要协调很多人，处理许多同时发生的事情。

资料图：一名美国消费者在超市选购食品。食品价格上涨及家庭生活成本负担成为美国政治的重要议题。2010年，我的儿子出生了。那之后，我开始逐渐退出音乐行业，因为那份工作的时间安排实在太不规律。

我很难一边照顾孩子，一边继续做以前的工作。所以，我开始主要从事自由撰稿，在家工作。这也帮我节省了不少钱，因为如果要把儿子送去托儿所，托儿费用对我来说会是很大的负担。然后到了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输掉了总统选举。

当时我非常震惊，也非常困惑。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输，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愿意投票给她。在那之前，我只是一个比较普通的政治关注者，大体上支持民主党内部偏左的立场。我曾经投票支持奥巴马，还为他的竞选活动做过电话动员，那也是我第一次真正参与政治活动。

希拉里输掉选举以后，我开始想，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显然，民主党出了问题，那我们能不能加入这个党，尝试从内部改变它？但后来我发现，美国的政党其实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政党。你很难以一种真正有意义的方式加入它们。

它们更像是由各州选举制度所塑造的政治标签和选票渠道。我尝试参与过一些政治活动团体，但一次又一次感到失望和沮丧。直到后来，一位音乐圈的朋友邀请我去参加DSA的会议。我说，“好吧，我可以去看看，但我先告诉你，我觉得在美国自称社会主义者简直太荒谬了，所有人都会讨厌你们的”。

不过，最后我还是去了。让我感到惊喜的是，那些人似乎真的在做一些事情。他们认真思考怎样组织群众，怎样接触普通人，怎样开展人们真正关心的政治运动。这让我非常着迷。所以我当时就说，我可以留下来，但我开玩笑地说我可不会称呼别人为“同志”。

后来，我在DSA参与了好几年的组织工作，才逐渐理解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我们当地的DSA分会每次开会时，都会安排一个简短的政治教育环节。有一次，一位同志做了一个关于工人阶级的介绍。

他提出的问题非常基础：什么是工人阶级？什么样的人算工人？在美国，我们对工人阶级的理解往往非常狭隘，而且带有一种自由主义的观念。我们一提到工人阶级，脑海中浮现的可能就是戴着安全帽、开着卡车的人，或者拿着铲子干活的人，或者操作挖掘机、从事建筑工作的人。

但那位同志解释说，判断一个人属于哪个阶级，关键不是他从事什么具体职业，而是权力关系，是他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就像脑海里有一盏灯突然亮了起来。我想，哦，原来如此！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概念如此重要，为什么你们一直在谈论这些事情。在之后的几年里，我不断经历这样的时刻，逐渐理解了这些思想，也最终成为一名非常自豪的社会主义者。我还成功把不少人一起带进了这场运动，并逐渐参与全国层面的领导工作，直到今天。

所以，这并不是说我第一次参加DSA会议，就立刻被社会主义吸引了。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走到这里。我也非常相信，其他人同样能够逐渐理解这些思想。有些人需要更多时间和更多说服，但这完全没有问题。

观察者网：我们知道，美国社会长期存在很强的反共意识形态。但现在似乎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被社会主义吸引。你认为，今天的美国人是否比过去更容易接受社会主义了？梅根·罗默：美国政府和企业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投入大量资源，持续宣传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观念。

冷战时期尤其如此。美国针对苏联，也针对中国、越南等国家，长期塑造一种非常可怕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形象，告诉民众，共产主义一旦到来，就会夺走所有人的企业和财产。美国的“红色恐慌”确实非常有影响力。

它不仅让人们害怕社会主义者，也让人们害怕自己成为社会主义者。比如，美国联邦调查局曾经参与针对黑豹党等激进政治组织的打压，有些黑豹党成员甚至在相关执法行动中被杀害。这意味着，成为社会主义者在某些历史时期确实可能伴随着现实危险。

不过，时代毕竟发生了变化。苏联解体已经过去很多年了。里根可能是美国最坚定的反共总统之一，但我们今天看到的许多严重贫困、基础设施衰败以及生活质量下降的问题，在我看来，恰恰与里根时代推行的经济政策有关。

“他们一直告诉我们资本主义才是最好的制度，可我们已经沿着这条道路走了这么多年，生活为什么还是变成了现在这样？”——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形成这样的反思。也许过去被说给我们听的事情，并不完全正确。

也许真正的问题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都是社会主义造成的。此外，一些民主社会主义者成功当选公职，也帮助改变了美国公众的看法。人们看到，这些人并不是什么疯狂的政治人物。他们没有做那些过去反共宣传中描绘的可怕事情。

他们做的是推动一些能够帮助工人阶级的政策。这让普通民众逐渐意识到：哦！原来民主社会主义者也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提出的政策其实还挺正常的。当然，要改变根深蒂固的观念，仍然需要不断说服。

就在上周，我看到一项民意调查，大约50%的美国人表示，他们愿意投票支持一名民主社会主义者。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坦率地说，如果以前有人告诉我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我可能都不会相信。我认为伯尼·桑德斯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长期以来都非常公开、自豪地称自己是一名民主社会主义者。当他参加总统竞选时，他会不断告诉人们：我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我想让你们拥有医疗保障。人们听到以后会想：医疗保障？这听起来很棒啊，因为我自己就没有医疗保障。

当他们真正接触他的政策主张时，会发现这些主张其实并不疯狂，反而非常符合常识。让人们得到医疗保障，这不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吗？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危机，这不是很合理吗？结束无休止的战争，难道不是很合理吗？

所以，我认为资本主义本身也为社会主义运动重新兴起创造了条件。我本来想说，资本主义正在给自己挖坟墓，但我不想这么说，因为资本主义总能一次又一次地起死回生。不过，它确实创造了一个历史环境，让我们有机会重新进入美国的政治舞台。

观察者网：作为DSA的全国联合主席，你怎样看待这场运动发展至今取得的成果？你认为DSA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梅根·罗默：我们仍然需要对抗大量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反共宣传。直到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向公众解释，我们不是危险人物，我们不仇恨美国人，也不仇恨美国。

我们并不希望看到一切都被摧毁。我们想要建立的是强大、健康的社会制度，让普通人有机会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必须说服人们相信这一点，也让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参与建设这样的制度。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让普通美国人意识到，他们自己也是政治的一部分。

2025年8月，美国芝加哥，梅根·罗默（左二）与DSA其他领导成员、美国国会众议员拉希达·特莱布等人在该组织全国大会期间合影。DSA官网美国人长期以来被灌输一种观念：政府是一个与你分离的东西。

与此同时，我们又不断被告诉，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主国家。但民主究竟意味着什么？民主意味着人民能够决定国家和社会如何运作。如果人民无法参与决策，又怎么能称之为真正的民主呢？我们希望告诉普通人，你也可以参与政治，你并不比那些政治人物差。

我可以向你保证，任何一位参议员都没有什么特别神奇的地方，即使是伯尼·桑德斯也一样。只要经过一定训练，获得必要的技能、资源和支持，普通人同样能够胜任这样的工作。当然，你完全没有必要非得成为参议员。

你也可以只是一个在自己社区里开展组织工作的普通人，这同样很重要。问题在于，很多美国人已经习惯了认为政治不是自己能够参与的事情。这让我想起以前从事音乐行业时的一段经历。我过去主要接触世界各地的民间音乐、传统音乐。

有意思的是，很多传统音乐家同时也是农民、卡车司机或者护士。他们白天有自己的工作，晚上才去演奏音乐。因为民间音乐本来就是普通人的音乐。我们那时候经常开玩笑说：音乐太重要了，不能只交给专业音乐家。

我觉得政治也是一样。政治太重要了，不能只交给职业政客。况且，那些职业政客做得也未必有多好。我们普通人同样可以参与政治，也应该参与政治。让人们认识到自己拥有的力量，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我们正在走向独立，但两党制度不希望第三种力量出现观察者网：这次中期选举中，DSA支持的多名候选人取得了突破，尤其是在纽约、科罗拉多和密歇根等地，您最关注的是哪些选举？您认为，这些民主社会主义候选人进入国会，对美国政治意味着什么？

梅根·罗默：这次选举之前，我们在国会众议院有两位非常重要的成员。一位是国际上非常有名的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也就是大家熟悉的AOC；另一位是拉希达·特莱布，她是美国国会中唯一的巴勒斯坦裔美国女性众议员。

她们是非常有力量的两位政治人物，但毕竟只有两个人，而美国众议院总共有435个席位。即使我们能够把这一数字扩大到七八人，相对于整个众议院而言，依然是一个非常小的少数派。即使这些民主社会主义者都是以民主党候选人的身份参选，他们在国会中仍然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不可能马上实现所有政策目标。

但我相信，他们能够向公众证明，民主社会主义者是真正愿意为工人阶级而战的人。他们会为普通人需要的东西而战，反对大企业主导政治，反对过度的军事开支。如果我们能够继续保持这种增长势头，下一次又增加更多成员，那么总有一天，我们可能真正发展成为一股能够参与主导治理的力量。

这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另外，2028年还有总统选举。现在已经有不少关于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否应该参加总统竞选的讨论。我们还要看看大家最终想怎么做。美国总统可能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工作之一，它拥有巨大的权力，但同时也是一份非常可怕的工作。

所以，说服一个人去竞选总统本身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我觉得，我们很有可能在2028年的总统竞选中看到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也许他能够获胜，那当然会非常令人兴奋。也许他不能获胜，但即使如此，参加总统竞选本身也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桑德斯在2016年和2020年两次参加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初选，就让大量原本不了解民主社会主义的人第一次接触到这些思想。美国社会主义运动近年来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竞选。所以，如果未来又有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参加总统竞选，我们也希望能够吸引更多人加入这场运动，让他们了解这些其实非常合理、非常符合常识的政治主张。

观察者网：虽然DSA目前在国会的力量还比较小，但你们是否有一个更长远的政治目标？比如说，未来有一天真正建立一个独立于民主党和共和党之外的政党？梅根·罗默：是的，我认为我们正在朝着政党独立的方向前进。

不过，美国的政党制度在法律上非常特殊，而且各个州的规定还不一样。现有的两大政党实际上已经建立了一整套制度，让其他人很难创建新的政党，更难通过新的政党获得足够多的选票。所以，政治独立是我们需要长期努力的目标。

我们现在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不断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同时，我们也在建立独立的组织结构，确保自己不需要依赖那些传统的政治捐赠者和资金来源。因此，我们目前和民主党的关系有些复杂。一方面，我们是独立于民主党的组织；另一方面，在很多选举和执政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