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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智库集体研判:中期选举后,美国政策如何转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IPP评论 ,作者:IPP编译,原文标题:《美智库集体研判:中期选举后,美国政策如何转向?|IPP编译》【导读】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已基本落下帷幕。民主党在此次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重新赢得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

2027年1月新一届国会就任后,民主党将掌握国会主要委员会的主导权,并可通过财政拨款、立法、听证和调查等方式,对特朗普政府施加更大制约。与此同时,特朗普仍掌握广泛的外交与军事决策权。

未来两年,围绕伊朗战争、俄乌冲突、北约关系、全球关税、能源政策乃至人工智能监管等重大议题,白宫与国会将如何展开博弈?民主党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特朗普政府的既定政策?11月4日,在美国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智库“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组织十余位美国政府前高级官员及专家,集中分析此次中期选举对美国及世界的影响。【内容聚焦】一、伊朗战争是否面临再次升级?

二、美国对以色列援助是否会削减?

三特朗普能源政策将如何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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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税与财政政策会出现转向吗?

五、美欧关系与北约政策将如何变化?

六美国对俄政策会趋于强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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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美国AI监管是否会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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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美AI安全合作能否取得突破?

九、国防与情报事务将面临哪些审查?

十美国移民政策能否迎来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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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委内瑞拉问题会否遭到国会调查?中期选举只能延缓美伊冲突升级,但难以彻底阻止威廉·F.韦克斯勒(William F.Wechsler)大西洋理事会中东项目高级主任,曾任的职务是国防部负责特种作战与反恐事务的副助理部长特朗普的中东政策无疑是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利的原因之一,他本人其实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特朗普已经公开承认了伊朗战争是共和党败选的部分原因。此外,他在选举日当天一早出人意料地宣布,将在两个月后停止向以色列军方提供资金援助。这表明,他已经认识到以色列问题正成为美国右翼和左翼都亟须应对的政治难题。

在以色列,特朗普的这一表态立即引起了加迪·艾森科特(Gadi Eisenkot,现任以中间派政党“正直党”领导人,也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主要政治竞争对手)的关注。上周以色列举行选举后,艾森科特很可能率先获得组建新政府的机会。

如何应对美以双边关系面临的日益严重的威胁,将成为以色列下一任总理的首要任务之一。10月28日,加迪·艾森科特在特拉维夫出席选举活动。图源:AP伊朗当局无疑会将此次选举结果视为华盛顿又一次发生了某种形式的“政权更迭”。

但如果伊朗公开宣扬这种看法,就可能刺激特朗普决定进一步升级对伊军事行动。事实上,在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就已经审议过新的对伊作战计划,并下令向中东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令人稍感宽慰的是,截至目前,伊朗方面针对美国选举结果发表的言论,总体上都在释放缓和局势的信号。

然而,这种暂时的缓和局面可能难以持久。伊朗过去曾多次出现战略误判和行动过度的情况。与此同时,尽管民主党控制的国会有能力阻挠特朗普推进国内立法议程,却很难阻止总统行使其作为三军统帅的权力。

特朗普最终可能会得出这样的判断:如果再次达成一份类似此前《谅解备忘录》的外交协议,只会进一步向外界证明对伊战争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不仅损害了美国国家安全和共和党的选举前景,也给他的个人政治遗产留下了污点。

因此,特朗普可能认为,摆脱这一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赢得这场战争。这可能促使他决定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即使不会立即采取行动,也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付诸实施。特朗普可能进一步强化能源政策兰登·德伦茨(Landon Derentz)大西洋理事会负责能源与基础设施事务的副会长,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能源事务主任随着民主党赢得国会控制权,特朗普可能更加依赖总统在行政和外交政策领域拥有的广泛权力。

尽管推进立法议程面临的阻力日益增大,但在2028年总统大选竞争全面展开之前,特朗普将其政策重点转化为长期有效的政策和投资决策的时间窗口正在不断缩小。生活成本问题主导了此次中期选举前的政治讨论。

路透社与益普索联合开展的一项民调显示,48%的登记选民将生活成本列为投票时最关注的问题。今年以来,美国汽油和柴油零售价格也大幅上涨,进一步加大了特朗普政府面临的政治压力。不过,随着中期选举结束,特朗普在制定政策时,可能会越来越多地权衡短期消费价格压力与长期战略目标之间的关系。

这种矛盾在能源政策领域将尤为突出,因为外交政策目标、国内产业发展重点与民众对可负担生活成本的诉求,并不总是一致。伊朗问题将首先体现这种政策取舍。与短期选举利益相比,特朗普可能更加重视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这一长期战略目标。

从他在2025年和2026年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的表现来看,外交谈判的表态与军事行动的升级并不矛盾。特朗普仍有可能继续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但再次升级军事行动同样是一个现实选项,即使这可能以牺牲地区稳定、推高能源价格为代价。

然而,总统权力并非没有边界。特朗普可能希望通过与莫斯科谈判,寻求一项以能源安排为核心的乌克兰战争解决方案,但能否真正实现则是另一回事。美国国会两党都反对放松对俄制裁,而欧洲也决心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并已通过法律要求在2027年底前逐步完成这一进程。

这些都构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更何况,恢复俄罗斯对欧洲的能源供应,还会损害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出口利益,并与特朗普更广泛的能源主导战略相冲突。相比外交政策和国际谈判,特朗普在推进国内能源议程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空间,不必过度依赖外国政府或国会的配合。

预计特朗普政府将再次着力扩大传统能源生产和出口能力,并加快建设支撑美国人工智能和制造业发展的能源基础设施。这些政策短期内可能难以明显缓解消费者面临的价格压力,但能够为特朗普政府创造机会,将总统的行政权力转化为长期基础设施投资和商业合作安排,使未来政府即便希望改变现行政策,也难以轻易推翻这些既定安排。

民主党横扫国会,金融市场仍难判断其影响乔什·利普斯基(Josh Lipsky)大西洋理事会副会长兼国际经济事务负责人,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顾问两年前,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时,由于市场预期关税将进一步提高、财政赤字支出将继续增加,债券收益率大幅攀升。

事实证明,市场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两年后,随着民主党横扫国会两院,债券市场最初却作出了相反的反应。这是因为市场认为,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基础设施支出将不得不放缓,而两党政治僵局也意味着政府更难达成增加支出的协议。

不过,这一次,市场的判断可能是错误的。民主党计划在明年1月发起一场为期100小时的密集立法行动,集中推进一系列优先议程,其中包括撤销部分关税措施,以及恢复此前削减的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和《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相关支出。

出口民调显示,关税政策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最不受选民欢迎的政策之一。而上述立法措施都将扩大财政赤字。市场普遍认为,特朗普会否决民主党提出的整套立法方案。但实际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民主党在参众两院都获得了较大优势,这意味着他们将在即将到来的两场重大财政博弈中占据有利的谈判地位。

首先是联邦政府拨款问题。目前的政府资金只能维持到12月11日。即将卸任的本届国会可能会通过一项临时拨款决议案,但到了2027年,围绕预算的争夺几乎不可避免。这场争夺还可能与美国触及债务上限的时间重合。

根据预测,美国联邦债务将在2027年上半年某个时候突破41万亿美元的上限。民主党将坚持把本党的支出优先事项作为达成协议的条件。因此,未来一年,即使两党达成某些财政协议,也不足为奇。

届时,双方可能都争取到了各自希望增加的支出,而美国政府债务则会继续攀升。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持续攀升,截至2026年11月3日,债务总额已达40.55万亿美元,较一年前增加约2.55万亿美元。

图源:美国财政部财政服务局与此同时,美国的关税政策则不太可能发生明显变化。选民已经通过投票,明确表达了对特朗普贸易政策及其推高物价的不满。但特朗普仍将反对任何限制其使用关税这一最偏爱政策工具的尝试。

民主党推动的相关立法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些法案将表明,该党希望在2028年及以后采取怎样的贸易政策路线。不过,对于那些希望在中期选举后获得关税减免的国家而言,恐怕还需要继续等待一段时间。

2024年至2026年8月,美国有效关税税率经历多轮调整。2026年8月,美国总体有效关税税率为7.1%,其中对中国商品的有效关税税率达到24.3%。图源: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预算模型,基础数据来自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中国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今年以来,特朗普与北京方面的贸易关系得以缓和,部分原因在于中美两国领导人举行了一系列峰会,而且预计年底前还将举行两次会晤。在这些会晤结束后,特朗普可能在其剩余两年任期内,重新将政策重点转向一个自首次竞选总统以来就始终主导其经济政策理念的问题,即他所认定的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

在这一问题上,特朗普或许能够找到美国两党少有的共识。民主党将通过掌握财政拨款权影响美国的北约政策托里·陶西格(Torrey Taussig)大西洋理事会斯考克罗夫特战略与安全中心跨大西洋安全倡议主任、高级研究员,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事务主任只要特朗普仍然执政,美国对北约的承诺就会继续受到质疑和担忧。

引发跨大西洋关系危机的并非国会,而是特朗普本人。他曾多次威胁吞并格陵兰岛、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并扬言不再保护那些国防开支不足的北约盟国。同样,是特朗普政府而非国会,在发动对伊朗战争时,没有争取欧洲国家的支持,甚至没有事先让欧洲盟友知晓相关计划。

今年早些时候,特朗普政府取消向欧洲部署部队的计划,也让欧洲国家乃至美国国会措手不及。如今,随着民主党掌控立法机构,大西洋两岸的许多人都在关注,民主党能否从行政部门手中重新争取到一定程度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主导权。

对于主张美国在欧洲保持强大军事存在、坚定履行北约承诺的民主党人而言,他们已经具备了较为坚实的政策基础。尽管特朗普政府处理盟友关系的方式屡屡引发争议,但美国国会对北约的支持早已超越党派界限,并取得了实质性成果。

在共和党占据国会多数席位期间通过的《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NDAA)中,国会批准了对乌克兰的多年期安全援助,限制了特朗普政府削减驻欧美军的权力,并要求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继续兼任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

尽管美国国会两党已经形成了较为牢固的支持北约的共识,但民主党掌控国会仍将促使跨大西洋安全关系发生一定调整。2027年1月新一届国会就任后,民主党将掌握参众两院所有委员会及下属小组委员会的主席职位,其中包括拨款委员会,以及对欧洲安全和外交政策具有重要影响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和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

民主党将有权决定哪些法案进入听证程序,主导国会调查,并掌握约三分之二的委员会工作人员和预算资源。这一权力格局的变化,将在2027年《国防授权法案》的谈判,以及有关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态势的国会听证中体现出来。

尽管特朗普在外交政策领域仍然拥有广泛的行政权力,但民主党将开始为美国与盟友建立新的合作方式铺平道路。特朗普政府的亲俄政策将付出更高代价约翰·赫布斯特(John Herbst)大西洋理事会欧亚中心高级主任、美国前驻乌克兰大使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为特朗普近期针对俄乌问题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带来了新的阻碍。

过去近一个月来,尽管美国的重大国家利益与之相悖,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仍明显向克里姆林宫倾斜。特朗普政府向俄罗斯总统普京作出的一系列让步包括:达成俄罗斯向美国出售柴油的协议,违反了美国的对俄制裁政策;

使由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提出、此前在参众两院均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并于数周前由特朗普签署的对俄制裁法案失去实际效力;中断通过“星链”和“星盾”卫星系统向乌克兰提供的关键情报支持;

以及积极考虑普京提出的建议,即本月晚些时候在APEC峰会期间举行中美俄元首三方会晤。甚至在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政府向无意通过妥协实现和平的克里姆林宫作出这些让步,就已经引发美国政治光谱各方的强烈批评。

批评者不仅包括国会共和党人,也包括《华尔街日报》和《纽约邮报》等通常支持特朗普的主流媒体。一些众议院和参议院共和党人甚至公开表示,如果特朗普政府继续纵容克里姆林宫,他们将在中期选举后的国会“跛脚鸭”会期中阻挠特朗普的施政议程。

这些批评令特朗普政府始料未及,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此后发生的两件事:首先,没有任何政府官员愿意为中断对乌情报支持承担责任;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相关情报服务已于数日前恢复。中期选举结果进一步加大了特朗普继续向普京示好所面临的政治压力。

民调显示,超过80%的美国民众对普京持负面看法。选举前,外界普遍预计民主党将夺回众议院控制权,但民主党的实际表现更加出色,连参议院也一并拿下。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向莫斯科倾斜的政策可能同时面临参众两院的调查。

相关调查很可能涉及一系列具有争议的问题,例如,白宫为何无视本国情报机构的判断,淡化俄罗斯向伊朗提供军事情报的严重性,而这些情报帮助伊朗军队得以有效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和驻军。这一切都意味着,与此前相比,特朗普政府继续推行亲克里姆林宫政策将付出高得多的代价。

但这并不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在对俄政策上一定会重新奉行真正的“以实力求和平”路线。不过,一些俄罗斯军事博主已经开始为美国中期选举结果感到沮丧,因为他们认为,特朗普今后将难以继续向普京提供帮助。

公众信任正在影响美国AI政治议程,并可能进一步左右政策制定格雷厄姆·布鲁基(Graham Brookie)大西洋理事会负责技术项目与战略事务的副会长、数字取证研究实验室高级主任,曾在白宫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多个职务要想在人工智能时代保持有效的竞争力,美国就必须解决公众对这项技术严重缺乏信任的问题。

美国民众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切担忧,以及对推动这项技术发展的科技巨头的不信任,在此次中期选举的整个过程中及最终结果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例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一项出口民调显示,56%的选民表示,人工智能及相关基础设施是影响其国会选举投票决定的“关键或重要因素”。

可以预见,这些担忧将在新一届国会,以及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俄亥俄州等地的州级政治议程中继续得到体现。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出口民调显示,56%的选民认为人工智能及数据中心是影响其国会投票的重要因素;

76%的受访选民反对在当地建设新的数据中心。图源:NBC News/SSRS尽管民主党在此次选举中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对人工智能的质疑并不局限于某一个政党。从密歇根州到得克萨斯州,许多共和党候选人同样主张放缓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或加强对科技行业的监管。

与此同时,本届国会中获得两党支持的人工智能安全政策提案也越来越多,例如《前沿风险监督、国家透明度、独立评估与报告法案》(FRONTIER Act)和《人工智能紧急关闭法案》(AI Kill Switch Act)。

这些提案很可能以某种形式在下一届国会重新进入立法议程。归根结底,尽管人工智能在美国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融入程度也不断加深,但截至上个月的民调仍显示,75%的美国民众对人工智能抱有恐惧或担忧,而非兴奋与期待。

他们尤其关注人工智能对生活成本、就业、教育、环境、安全保障等方面可能造成的影响。这些担忧在年轻群体中尤为突出。此次中期选举举行前一周,美国科技股经历了一轮大规模抛售。由于人工智能行业多家企业公布的财报表现不及预期,市场市值蒸发近1万亿美元,成为科技行业引发的最大规模抛售潮之一。

这轮抛售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投资者信心动摇:支撑人工智能行业发展的创纪录借贷和巨额支出,究竟能否转化为可持续的收入,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本身需要较长时间,而且已经成为政治争论的焦点。

无论如何,美国经济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工智能领域的巨额投资最终能否取得预期回报。综合来看,人工智能相关市场和政策很可能继续经历调整。作为一项通用目的技术,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同时也日益成为影响地缘政治竞争的重要因素。

然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了现有制度体系对其进行有效治理的能力。美国早就应该围绕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以及美国应当如何在这一领域发挥领导作用,展开一场系统性的全国讨论。可以预见,这场争论将在新一届国会中得到充分体现。

中美人工智能安全对话可能重新提上议程肯顿·蒂博(Kenton Thibaut)大西洋理事会技术项目下属数字取证研究实验室中国问题常驻高级研究员。随着民主党掌控国会,美国国内支持中美在人工智能安全领域开展协调合作的政治力量可能进一步增强,尤其是在前沿人工智能模型风险、事故通报和危机沟通等方面。

此次选举恰逢中美人工智能合作的关键时刻。在2026年9月举行的峰会上,中美两国领导人同意建立双边人工智能对话机制,以及人工智能相关事件沟通渠道,并计划于11月举行后续会谈。国会民主党人此前已经提出了更具雄心的双边合作议程。

今年9月,民主党众议员格雷戈里·米克斯(Gregory Meeks)、阿米·贝拉(Ami Bera)和萨拉·雅各布斯(Sara Jacobs)联合另外26名国会议员,敦促特朗普政府推动中美制定共同的人工智能安全标准,建立危机沟通机制,应对先进人工智能能力扩散带来的风险,并促进中美人工智能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

与此同时,由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Chris Van Hollen)联合另外16名民主党参议员提出的另一项倡议则更进一步。他们呼吁中美就前沿人工智能的测试、监管、人类控制和核查机制达成正式协议。

这些参议员还建议考虑双方共同暂停前沿人工智能研发的可能性,表明美国国会越来越重视如何管控技术竞争加速所带来的风险。随着民主党控制参众两院,他们可以利用国会委员会听证、财政拨款和立法等手段,推动特朗普政府将新建立的双边对话机制转化为实际行动。

可能的优先事项包括:明确哪些人工智能事件需要触发双边通报程序,建立信息共享的具体规则,以及支持双方围绕模型评估和灾难性风险开展技术交流。这一合作方向在美国国会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跨党派支持。

今年9月,由两党议员组成的“问题解决者核心小组”(Problem Solvers Caucus)也呼吁中美在人工智能测试和事故通报方面加强协调。与此同时,美国公众对现行人工智能政策的不满日益增加,包括反对大规模建设数据中心、质疑对人工智能行业采取过于宽松的自我监管模式,以及担忧人工智能对就业造成的影响。

这些因素也可能为中美重新开展人工智能合作提供更多动力。美国国会“问题解决者核心小组”共同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布赖恩·菲茨帕特里克(左)与民主党众议员汤姆·苏奥齐(右)。图源:Roll Call然而,中美人工智能安全合作仍面临重大制约。

首先,外交谈判的主导权掌握在行政部门手中。其次,双方在半导体出口限制、技术获取和核查机制等问题上的分歧,使合作更加复杂。此外,民主党议员对于双边合作承诺应当延伸到何种程度,也存在明显分歧。

其中,更加重视国家安全问题的民主党人,对这一合作进程持有更强烈的怀疑态度。因此,此次选举最直接的影响,可能是使落实现有中美人工智能安全对话机制成为国会更加重视的政策议题。至于这一机制能否进一步发展为正式协议,则取决于特朗普政府的谈判意愿,以及北京是否愿意接受双方相互约束的安全保障措施。考虑到此前北京已经拒绝华盛顿试图按照由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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