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访华、总理去日韩：“德国式对冲”外交能够奏效吗？

10月下旬，德国总统与总理同期出访亚洲，却走向不同目的地。总统施泰因迈尔访华，首站来到安徽，考察大众汽车在合肥的研发中心；总理默茨则访问新加坡、日本和韩国，寻求深化经济、技术与安全合作。

一边走进中国的产业创新现场，一边在中国周边拓展伙伴网络，两幅外交画面，折射出德国对华政策的复杂心态：柏林希望继续分享对华合作的收益，又希望减少对华依赖，通过扩大伙伴网络增加政策选择。

这种合作与防范并行的做法，或可称为某种“德国式对冲”。但对冲能否奏效，不能只看外交布局是否周全，还要看不同政策是否相互抵消。当防范侵蚀合作，保护措施损害开放承诺，德国可能付出的代价，恰恰是自身最珍视的产业竞争力与国家信誉。

2026年10月26日，安徽合肥，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参观合肥大众研发中心，体验了面向德国市场的自动驾驶汽车。视觉中国 图两路亚洲之行背后的共同焦虑如果把两次访问理解为“总统促合作、总理搞对抗”，容易形成鲜明印象，却不够准确。

事实上，德国总统主要承担国家代表职能，联邦政府负责外交政策的实际制定与执行。总统访华可以维持沟通、增进理解，却不能代替政府在经贸和安全领域作出政策决定。因此，两人的行程和语言各有侧重，并不意味着德国存在两套彼此独立的对华政策。

施泰因迈尔也并非只谈合作。10月29日，他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表示“不寻求与中国脱钩”，同时也明确要求“改善经贸关系中的不平衡”，并就乌克兰问题向中方提出期待。与此同时，默茨在新加坡演讲中，则把拓展伙伴网络、增强韧性与继续对话外交同时列为政策原则。

两次访问呈现的，是德国同一种战略焦虑的不同侧面：对华合作具有难以割舍的现实价值，而中国竞争力的提升，又让德国对原有经济关系产生新的不安。柏林既希望保持合作渠道，也希望借助外部伙伴提高议价能力。

这种焦虑是可以理解的。任何国家都需要关注关键物资供应过于集中的风险，也有理由拓宽市场、增加合作对象。中国与其他国家发展经贸关系，并不妨碍德国这样做。但问题在于，德国如何区分具体的供应风险、正常的市场竞争，以及对中国发展的政治疑虑。

这三类问题不能混为一谈。某种关键原材料缺乏备用来源，可以通过储备、回收和增加供应商缓解；企业在中国市场份额承压，需要通过产品和经营调整应对；政治分歧则需要沟通与磋商。如果统统归入“对华依赖”，政策工具就容易错位。

德国式对冲由此也就面临一个根本问题：它究竟是在管理可以识别的风险，还是把对竞争地位变化的不适，转化为对整个合作关系的怀疑？显然，今天的中国早已不能仅用“德国商品的买家”来简单粗暴理解。

它同时是制造业竞争者、供应链合作伙伴，更是部分德国顶尖企业开展创新的重要场所。因此，德国可以在不同领域作出不同安排，但不能期待以压缩合作的方式，自动解决竞争力不足的问题。拓展外交伙伴难以替代产业竞争力提升施泰因迈尔考察合肥大众研发中心，体现了中德产业合作的新变化。

过去，德国企业主要看重中国的销售市场和生产条件；如今，中国的研发能力和产业配套也成为重要吸引力。以大众汽车为例，其在华布局已从生产和销售汽车，进一步延伸至本土技术研发，并计划将中国研发的技术用于其他市场。

这意味着，对部分德国企业而言，对华合作的价值已超出中国市场本身，关系到其全球产品开发与竞争力。2026年10月26日，安徽合肥，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德到访合肥大众研发中心。视觉中国 图大众汽车自身的公开材料也印证了这一变化。

10月29日，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发布消息，介绍其在华开发的本土技术体系，并提出把中国研发的技术与产品拓展至其他市场。集团首席执行官奥博穆将中国定位为重要创新引擎，以及日益重要的全球产品和技术中心。

这是企业对自身经营布局的公开表述，说明其在华研发已同全球业务发生联系。这一案例不能证明所有德国企业都应扩大对华投入，却足以提醒柏林：对华合作的价值正在变化。减少在中国的研发和产业联系，可能降低某些集中风险，也可能削弱企业学习、创新和参与全球竞争的能力。

两方面都应计算，不能只列风险、不算收益。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同样显示，2025年中德货物贸易总额为2518亿欧元，中国重新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这里的统计口径是货物进出口合计，不能直接等同于德国对华出口规模，更不能据此断言德国无法调整对华关系。

但它清楚表明，中德经济联系具有相当深度，任何大范围调整都涉及现实成本。更值得德国关注的是，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不会因为增加几份伙伴协议就自行消失。当消费者比较电动汽车的价格、续航、智能化和使用体验时，外交关系再密切，也不能替代产品本身。

德国企业能否保持优势，最终取决于研发投入能否转化为产品、组织调整能否提高效率，以及企业能否及时回应市场变化。外交拓展当然可以创造机会。德国同新加坡、日本、韩国加强技术和产业合作，可能带来新的市场、投资与知识来源。

但如果把这些合作主要理解为摆脱中国的手段，就会人为缩小合作空间，也容易偏离企业真正面对的问题。一味提高市场壁垒，同样难以提供长久答案。保护措施可以为产业调整争取时间，却不能保证企业利用好这些时间。

倘若市场保护削弱了改进产品的紧迫性，企业可能暂时减轻竞争压力，却在下一轮技术变化中落后更多。德国在亚洲之行中遇到的质疑，正发生在这里。10月30日，默茨在首尔答记者问时承认，新加坡、日本和韩国都对欧盟《工业加速器法案》可能带来的保护主义表达了明显担忧，其强烈程度令他有些意外。

他表示，会将相关意见带回柏林和布鲁塞尔，并强调欧洲应保持开放与竞争。上述内容可在德国政府公布的答问实录中直接查到。这说明，德国希望争取的伙伴，并不会因为政治关系密切，就忽略自身产业利益。

欧洲希望扶持本土制造，亚洲出口企业则关心自己能否公平进入欧洲市场。双方可以具有共同利益，也会存在直接竞争。相关规则仍在讨论，不能把尚未确定的条款和后果提前写成事实。但伙伴的担忧已经揭示出政策矛盾：德国一面主张扩大开放贸易，一面又需要解释欧洲的产业扶持为何不会变成市场排斥。

共同价值无法替代对具体规则的交代，更不能让商业利益自动服从外交安排。对冲若失去边界会透支国家信誉默茨遇到的这些质疑，虽然尚不足以证明其亚洲之行失败，却足以说明，德国无法轻易让所有政策目标同时实现。

柏林希望中国相信，德国仍是长期合作伙伴；同时还希望其他亚洲国家相信，德国正在提供新的合作选择；又希望欧洲企业相信，政府会保护其产业基础。满足这些诉求，需要明确政策边界。若对不同对象分别作出承诺，却缺乏可以兼容的规则，外交灵活性就可能转化为政策不确定性。

对企业而言，这种不确定性有实际成本。研发中心、生产设施和供应商体系，都需要多年投入。如果正常合作可能因不断扩大的安全概念而受到限制，企业就不得不增加备用安排、推迟投资，或者调整经营预期。

德国的国家信誉，也体现在这些具体判断之中。合作方是否相信规则会稳定适用，企业是否能够预见政策边界，往往比一时的外交措辞更有分量。信誉受损未必立即表现为订单取消，却可能逐步影响资金、人才和技术合作的流向。

因此，德国有必要认真面对一个问题：降低风险的措施，会不会在实施过程中制造新的风险？如果减少了部分供应集中，却提高了生产成本、失去了创新机会，又削弱了伙伴信任，那么政策收益就不能只看某项“依赖度”下降多少。

这也不意味着中德合作只能回避矛盾。市场准入、竞争规则、投资环境与供应安全方面的具体分歧，都可以摆到桌面上谈。合作能否持续，有赖于双方回应合理关切。德国需要的是能够解决问题的安排，以及衡量政策成本的统一标准。

10月30日，中德元首会谈继续释放合作信号。根据中方公布的会谈消息，施泰因迈尔表达了加强贸易、科技、人工智能和环保合作的意愿，并表示支持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这些表态为后续政策协调保留了空间。

能否利用好这一空间，取决于德国如何处理合作与竞争的关系。拓展其他市场可以与深耕中国市场并行，增加供应来源可以与保持既有产业合作并行，维护产业利益也应接受透明、公平规则的约束。把这些事情做好，需要更精细的政策，而非不断扩大对华防范的范围。

如果德国一面希望保留中国市场和创新网络的收益，一面持续提高合作的政治成本；一面要求亚洲伙伴维护开放市场，一面又让这些伙伴担心欧洲设置排他门槛，那么这套对冲就难以持续。它既不能代替德国企业完成产业升级，也可能损害中德关系，并削弱德国维护自由贸易的说服力。

对德国而言，对冲固然可以增加选择；但选择越多，越需要清晰的判断。德国真正需要降低的风险，包括错失技术转型的风险、以保护代替创新的风险，以及因政策反复失去伙伴信任的风险。总统与总理的两路亚洲之行，最终都要接受同一个检验：它们能否转化为更强的产业能力、更稳定的合作关系和更可信的开放承诺。（王鹏，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