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互联网贷款名单披露细化，“仅存续业务”标注增多

助贷新规正式落地已满一年，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合作机构的名单披露细致程度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界面新闻记者注意到，近期，多家上市银行密集更新互联网贷款合作机构公示信息，与新规落地初期仅简单罗列机构名称的做法不同，最新披露的名单在分类维度、状态标注上显著细化，“仅存续业务”“已停止投放”等标注频繁出现。

某股份制银行零售业务人士在接受记者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早期名单公示更多是满足监管的合规要求，把合作方列出来就行；现在银行开始主动做状态区分，本质上是对外传递清晰的业务策略信号，哪些是继续做的，哪些是逐步退的，分类管理的思路很明确。”

披露精细化，从"列名字"到"标状态"

近期更新合作机构名单的银行中，信息披露的完整和精细程度明显提升。浙商银行（601916.SH）于10月下旬更新的零售互联网贷款助贷业务合作机构名单显示，截至9月末该行共有23家合作机构，其中16家被标注为“仅存续业务”，占比接近七成。这意味着银行已暂停与该类机构的新增业务合作，仅对历史存续的贷款余额进行日常管理与回收。

上海银行（601229.SH）10月8日更新的普惠互联网贷款合作机构公示则更进一步，将合作主体划分为运营机构、联合出资机构、增信服务机构三大类，对应抖音放心借、平安融易经营贷、阿里国际生意融、京东企业主贷、微业贷等五大产品体系，各机构的联系电话、营销通信号码等信息同步公开。

甘肃银行（02139.HK）公示的18家合作机构中，专门单列1家已停止新增合作但仍有贷款余额的机构，合作模式覆盖联合出资、营销获客、担保增信等多种类型。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重庆银行（601963.SH，01963.HK）的调整。该行9月中旬更新的个人互联网贷款产品信息显示，美团“生活费”、美团“生意贷”、京东“金条”三款产品全部标注“已停止投放”，仅保留与微众银行合作的“微粒贷”一款产品，且明确注明其业务模式为“共同出资类（非助贷）”。

“仅存续业务”正在成为银行助贷名单中的高频词。这一标注究竟着什么？从业务实质看，“仅存续业务”代表银行与合作机构不再发生新增授信，已发放的贷款按照合同约定正常回收直至结清，合作关系随存量消化自然终止。这是一种渐进式退出方式，与直接终止合作相比，对借款人还款体验、银行资产质量波动的冲击更小。

素喜智研高级研究员苏筱芮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披露细化体现出银行机构在互联网贷款合作业务的收缩态势。但银行消化与互联网机构合作的存量贷款之后，零售贷款的业务增量并未消失，其来源正从外部合作获客切换为内部自营建设。

这种能力切换的进度条因机构而异，大行与本地深耕型城商行能完成相当规模的衔接过渡，但曾经依赖跨区助贷的中小银行，在属地化经营强化的背景之下，零售信贷短期内存在实质性缺口。

某城商行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向界面新闻记者分析了银行选择存量出清的考量：“第一是合规层面，助贷新规对合作机构资质、银行风控主体责任、出资比例都有明确要求，部分存量合作方达不到新标准，但直接砍断可能引发集中风险，逐步消化更稳妥；

第二是收益层面，存量贷款还有利息收入，边走边退可以平滑业绩波动；第三是客群层面，有些合作方虽然不再新增，但存量客户资质还不错，正常回收过程中还可以转化为银行自营客户。”

在上述人士看来，标注“仅存续业务”的机构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合作模式本身不符合监管导向，比如纯导流型助贷、缺乏风险共担机制的第三方引流平台；另一类是机构自身经营状况、风控能力出现下滑，银行主动收紧合作，但出于过渡期安排暂不全盘终止。

民营银行收缩最剧烈

助贷新规实施一年来，银行合作机构“瘦身”已成为行业普遍现象，其中民营银行的收缩幅度最为突出。

比如，亿联银行的合作导流获客机构从2024年11月的56家锐减至2026年9月的10家，降幅超过八成，留存下来的主要是美团、度小满、乐信等头部平台。富民银行平台运营及增信服务机构从2025年9月的30家缩减至2026年9月末的13家，一年时间缩减过半。

蓝海银行的收缩节奏更快，今年上半年68家互联网平台运营机构中已有40家标注“暂停投放”，到10月下旬最新公示的46家机构中，33家处于暂停投放状态，实际在营机构仅剩13家。

城商行阵营同样在收缩。兰州银行（001227.SZ）今年7月更新的名单中，12家营销获客平台和13家融资担保公司的合作状态全部变更为“停止合作”，相当于一次性清退了所有互联网助贷合作方。青岛银行（002948.SZ，03866.HK）管理层在中期业绩会上也明确表态，正在主动清退互联网合作类消费贷款业务，同步推出自营产品作为替代。

某民营银行互金业务负责人告诉界面新闻记者，“最直接的原因是监管准入门槛提高了。助贷新规要求总行统一准入、名单制管理，还要做尽职调查和持续评估。以前分支行或者业务部门就能定合作方，现在标准上收、流程变长，很多以前能合作的机构现在过不了总行的准入关。”

资金成本与分润空间的收窄是另一重要推手。上述互金业务负责人向界面新闻记者算了一笔账：“贷款利率上限受到约束，中间的息差空间本来就在压缩。助贷模式下平台要拿走导流费、风控服务费，担保公司还要收担保费，层层分润后银行拿到的收益和承担的风险不成正比。与其薄利甚至亏损做规模，不如主动缩减，把资源投向收益风险比更高的业务。”

苏筱芮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助贷领域马太效应加剧，头部互联网平台机遇增大，不同类型的银行的影响存在差异。拥有较好自营能力及客群基础的银行，共同出资模式带来的风险成本下降，有望在一定程度上冲抵分润端压力，综合成本未必显著上升；

而高度依赖外部流量、自营能力不足的区域性银行可能面临双重挤压：退出助贷后自营获客与运营成本超出平台渠道，而其与留存头部平台的合作议价筹码减少，或存有成本上行压力。

此外，属地化经营约束也迫使部分区域性银行收缩互联网贷款业务。多位受访人士提到，地方中小银行跨区域经营受到严格限制，通过互联网平台全国获客的模式与属地监管要求存在冲突，不少城商行、农商行因此主动压降异地助贷业务，转向本地场景和自营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