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冰：“世界的中心在佛得角”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读书杂志 ，作者：周冰，原文标题：《《读书》新刊 | 周冰：“世界的中心在佛得角”》编者按二〇二六年美加墨世界杯中，佛得角国家男子足球队赢得了他们的高光时刻，这支来自人口仅五十余万岛国的球队在“死亡之组”逼平世界第二的西班牙，鏖战卫冕冠军阿根廷至加时赛。

小国黑马的故事在被流传的同时，佛得角也因此被全世界看见。本文借马林·纽伊特的新著《佛得角与克里奥尔南大西洋》进入它的殖民贸易史和国家认同的形成史。其意在表明，今天的佛得角并非由外部世界单向塑造，而是岛民主动回应发展机会、持续创造国家能力的结果。

为我们观察非洲国家发展经验和全球南方历史主体性提供了新的视角。“世界的中心在佛得角”（《读书》2026年11期新刊）佛得角被世界看见，似乎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在本届世界杯上，佛得角逼平西班牙，从小组赛突围，又在淘汰赛中把阿根廷拖入苦战，最终以虽败犹荣的姿态退场。

人们打开地图，寻找这个非洲群岛国家的坐标，然后对“以小博大”的传奇肃然起敬。小国黑马的故事，也随世界杯热度迅速流传。与其说公众热爱这样的世界杯童话，不如说在体育之外的国际领域，比如国际政治、全球贸易乃至文化交往中，“黑马”的故事并不常见。

国家的发展往往倚仗地理位置、资源禀赋，更重要的是制度能力和产业积累。人们对小国黑马的凝视充满好奇，但这种好奇多半是匆匆一瞥；更持久的关注，往往仍来自对强大力量的追踪与确认。在一些经典的世界体系解释框架中，国家间的强弱差异往往被进一步理解为世界中心与边缘的结构性分野，仿佛一旦身处边缘，发展的方向和上限也随之被大体写定。

历史学家马林·纽伊特的新著《佛得角与克里奥尔南大西洋：一部新史》突破了这种由强弱对比引出的大国中心视角。纽伊特把目光带回岛屿上的人，考察一个原本无人的群岛如何在数百年的殖民贸易和跨海流动中形成克里奥尔社会，又如何在强大的历史惯性中凝聚出真正属于“佛得角”的发展自觉。

佛得角的故事因此不仅关乎一个群岛国家的过去，也关乎一个更大的非洲问题：一个国家处于中心还是边缘，究竟由什么决定？

一无人的岛屿群

，通向新世界的枢纽与十八世纪的欧洲文学作品对热带荒岛的浪漫幻想不同，十四、十五世纪的航海家们很少会纯粹以探险为主要目的在茫茫大西洋上找寻无名小岛。以欧洲为起点、长达数月的远洋航行通常是为了前往“新世界”获得珍贵的黄金、象牙以及廉价的奴隶，新的小岛往往是在这样的航行途中被“发现”的。

纽伊特在本书开头就不无戏谑地说，虽然威尼斯商人阿尔维斯·卡达莫斯托早在一四五六年便已到达佛得角部分岛屿，但葡萄牙正史更愿意把一四六〇年定为佛得角的发现年份，并将这一发现归于葡萄牙航海者。

在航海大发现时代，“发现”从来不是一个中性的词。它意味着命名和占有，也意味着把原本散落在海上的岛屿纳入帝国的殖民贸易网络。若以现代国家建构为预设终点，一部殖民地国家史很容易被等同于某个时代的独立英雄传记，或者以民族解放为界碑的现代国家诞生实录。

本书则揭示了一个不同的视角：今天的佛得角是西非大陆以西的一个主权国家，由十个主要岛屿和若干小岛构成；但在成为国家以前，这些岛屿只是散落在大西洋上的火山岛，彼此相隔，生态条件各异，并不天然构成某种有凝聚力的精神认同。

若直接从现代国家出发书写佛得角，便很容易把后来形成的国家形态反投到早期历史中，仿佛这些岛屿从一开始就注定要走向一个共同体。佛得角群岛地图（出自《大英百科全书》1902年版，来源：britannica.om）本书以“一部新史”为名，原因就在于：作者没有套用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概念来审视佛得角的发展历程，国家的“独立解放”也并不是历史篇章的高光时刻——与变化着的“国家”相比，纽伊特更愿意把目光投向群岛上变化着的生存条件和人群。

最早来到这里的，是葡萄牙王室派来的人。十五世纪中叶，佛得角各岛淡水有限，土地贫瘠，并没有自然形成稳定定居点。葡萄牙王室说，要有人，于是就有了人。一四六二年前后，“被发现”的圣地亚哥岛被纳入葡萄牙的“皇家贸易”体系。

王室参照马德拉、亚速尔等大西洋岛屿的殖民经验，在圣地亚哥岛南北分设殖民据点，南部据点“里贝拉格兰德”（意为“大河谷”）因其便利的位置条件，在十六世纪成为重要的跨洋航运枢纽。邻近的福古岛随即被发现，岛上盛产野生棉花，因此也很快被纳入早期殖民经济体系。

不过，殖民者乐于划出殖民区域，却没有改变岛屿不宜居的自然条件，而殖民一个始终人烟稀少的群岛并不划算。于是，葡萄牙王室一方面试图通过控制圣地亚哥岛、福古岛以垄断几内亚海岸贸易；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用便利的贸易条件吸引更多来自卡斯蒂利亚、法国的殖民者和商人前来定居：只要名义上成为岛上的居民，就可以在较少限制下往来于岛屿、大陆和大西洋航线之间。

所谓“定居”，在早期佛得角首先不是开垦土地、建立家园，而是获得一种贸易身份。一幅绘于1646年左右的水彩画，描绘了位于圣地亚哥岛上的“里贝拉格兰德”（来源：wikipedia.org）十五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初期，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卡斯蒂利亚、阿拉贡、那瓦尔逐渐合并为强大的西班牙，在去伊斯兰化的过程中实行严格的宗教政策，大批犹太人和改宗的新基督教徒因此逃到葡属佛得角避难，并在此定居。

与此同时，在教权和王权交织的全球秩序中，随着葡萄牙、西班牙对于所谓“非基督教世界”的海外殖民争端愈演愈烈，罗马教廷试图以一条想象中的“教皇子午线”调停双方对全球势力范围的争夺。一四九四年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在此前教廷划界的基础上，规定以佛得角群岛以西三百七十里格为界，线东新发现土地归葡萄牙，线西归西班牙。

佛得角成为划分东西两端世界的重要坐标，也成为早期殖民权力转移和贸易重组的关键节点。十六世纪，奴隶贸易在葡萄牙王室的贸易特许与垄断体系中兴盛，圣地亚哥岛一度成为连接几内亚海岸与大西洋世界的重要中枢。

然而从十六世纪后期开始，葡萄牙王室对海上贸易的垄断能力逐渐衰退，各国商人、走私者和殖民竞争者不断绕开佛得角，直接进入几内亚海岸乃至更远的贸易网络。到了十七世纪，随着奴隶贸易重心转向安哥拉，里贝拉格兰德失去转运中枢的意义，圣地亚哥岛逐渐退回为一个边缘化的小岛。

但那些避难而来的犹太人、新基督教徒、被迫留下的非洲人、奴隶中的获得自由者，乃至殖民官员、传教士和往返于岛屿与非洲大陆的中间人，已经在岛上重组出新的社会关系，佛得角的克里奥尔社会由此成型。

据纽伊特考证，一七二七年，佛得角群岛中的圣安唐岛估计已有四千三百零二名居民，其中白人十名，黑白混血者一千七百四十六名，黑人或自由黑人一千九百名，奴隶六百四十六名。《坎迪诺球形平面图》是现存最早展示葡萄牙在东西方的地理发现的地图，这份地图于1502年由意大利费拉拉公爵的特工阿尔贝蒂·坎迪诺从葡萄牙偷运到意大利，并由此得名。

图中蓝线即为《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所规定的“教皇子午线”（来源：wikipedia.org）到了十九世纪，佛得角各岛屿上的总督依然由葡萄牙指派，但真正重新激活群岛发展的，却是英国商业资本和蒸汽船时代的交通需求。

此时召唤人群来到群岛的，不再是帆船时代的奴隶贸易，而是蒸汽船时代的煤炭、港口和公司。英国煤炭公司和电报网络进入圣维森特岛，依托明德卢适合停泊和储煤补给的港湾条件，把这个原本并非早期殖民核心的岛屿变成大西洋航行中的新节点。

二世界的煤渣堆

，克里奥尔的发展悖论岛屿上的人是否应当为岛屿的发展负责？对于佛得角这样的国家，这实在是个只属于现代的问题。只有岛屿上的人明确属于这个岛屿时，人们才能追问：为什么这里没有发展出强大的经济？

对于国家为什么发展、为什么不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已有几种经典解释。从赫克歇尔与俄林代表的要素禀赋理论来看，国家似乎应当有辽阔土地、稳定边界、丰富资源、庞大人口和由内向外展开的市场。

按照这一尺度，小岛屿的发展显得先天不足。以普雷维什为代表的中心-边缘理论认为，世界经济本身就存在中心与边缘的不平等分工，中心地区掌握工业、资本、技术和贸易规则，边缘地区则往往被固定在原料供给、劳动力输出和低附加值环节之中。

但任何一个时间截面、任何一个区域的人或者群体如果可以选择，都不会认为自己原本就且未来也应当属于“边缘”。回到真实的历史场景，纽伊特在书中提醒读者，大西洋贸易深刻改变了非洲社会，却并没有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技术转让和产业积累。

奴隶贸易给圣地亚哥岛带来了人口、财富和一部分非洲精英，也带来了教堂、商行和新的社会等级；英国蒸汽船时代又让明德卢变得繁忙，使它一度成为远洋船只停泊、补煤、通讯和消费的国际港口，圣维森特岛因此被点亮，却只是英国的电报和煤炭公司精英们口中的“煤渣堆”。

英国人在岛上的格兰德港立足不到三年，就建立了高尔夫球场、单身俱乐部以及与当地社区隔开的专门住宅区，却无意建立稳定的本地工业体系——在英国人看来，他们只管交税，而葡萄牙人才应该负责城市开发和港口治安。

那么，谁才是属于这片岛屿的人？这个问题涉及了佛得角群岛的克里奥尔内核。非洲学家西尔维斯特·约翰逊（Sylvester Johnson）的《非裔美国宗教（一五〇〇至二〇〇〇）》和纽伊特的新书中都提到过一则颇能说明问题的故事。

一六二五年，佛得角出生的葡萄牙裔商人安德烈·多内利亚在冈比亚一处港口遇见旧识加斯帕尔·瓦兹。瓦兹是一位曼丁加青年，曾在佛得角为人奴仆，后来回到西非大陆，多内利亚看到他身穿曼丁加长袍，佩戴护符，似乎已经进入西非伊斯兰社会的身份秩序；

瓦兹却解释说，自己穿这身衣服，是因为他是当地领主桑德奎尔的侄子，将来要继承其财产，但他并不信奉“穆罕默德的法律”。说罢，他掀开长袍，露出里面的欧洲式外衣和衬衫，又取出圣母玫瑰经，以此表明自己仍信奉基督。

这个故事之所以重要，不在于它呈现了一个聪明人如何在不同宗教之间周旋，而在于它揭示了佛得角克里奥尔社会的生成方式。加斯帕尔·瓦兹既是曾经被奴役的人，又是可能继承地方权力的曼丁加亲属；

既穿着西非长袍，佩戴护符，又以欧洲衣衫和圣母玫瑰经证明自己的基督徒身份。他不是在欧洲或非洲、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之间选择其中之一，而是在这些秩序之间同时生活。所谓克里奥尔，并不是某种单纯的混血身份，也不是葡萄牙、非洲和基督教元素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在语言、宗教、服饰、亲属关系、财产制度和跨海流动之间不断转换的社会位置。

这也把问题重新带回岛屿的发展。几个世纪以来，奴隶贸易和殖民制度在佛得角群岛塑造出一批克里奥尔精英。他们熟悉葡萄牙法权、基督教身份、西非亲属网络和跨海贸易规则，能在不同制度之间转换身份、调动关系。

可是，纽伊特对此有一个相当尖锐的判断。在许多非洲社会中，财富并不首先表现为土地、机器或技术，而表现为对人的占有和动员能力——亲属、随从、奴隶，都是权力和财富的重要来源。也正因如此，非洲精英未必总是急于采用能够节省劳力、改变生产组织的新技术；

相反，当既有的财富结构建立在对人的支配之上时，技术更新反而可能被推迟，甚至被阻滞。于是，佛得角和更广泛的非洲社会虽然被深深卷入大西洋贸易，却并未因此获得与欧洲同步的发展要素。所谓非洲不发达的故事，正是在这种被连接却未被赋能、被利用却难以自主积累的漫长历史中形成的。

三、离开群岛的人创造了群岛在四个多世纪的殖民历史中，群岛上的非洲精英以及追随他们的人，很自然地认为自己是葡萄牙人。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巴西脱离葡萄牙，并没有在佛得角激起相应的民族觉醒；

“二战”以后，英法非洲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相继兴起，并在五十至六十年代陆续走向独立，佛得角内部却仍然缺乏明显的独立迹象。事实上，后来的独立领袖阿米尔卡·卡布拉尔（Amílcar Cabral）反复呼吁佛得角要找寻自己的“非洲根源”，对此纽伊特在书中反问：卡布拉尔说的“非洲根源”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背后隐藏的问题是：什么可以将当时的佛得角真正统合成得以“觉醒”的精神整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葡萄牙政权开始为来自佛得角和其他非洲殖民地的学生提供赴里斯本学习的机会。卡布拉尔便是其中之一。

他来自典型的精英家庭，父亲是知名学者和作家。卡布拉尔于一九四五年离开佛得角，前往里斯本接受农学训练。在里斯本，他结识了来自安哥拉、莫桑比克、圣多美和葡属几内亚等地的非洲学生。这个群体人数很少，却联系紧密。

他们深受法国马克思主义和反殖民思潮影响，开始讨论在非洲建立独立运动的可能。卡布拉尔对佛得角“非洲根源”的解读方式，是将佛得角的历史与葡属几内亚联系在一起。一九五六年，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简称“几佛独立党”）在卡布拉尔的领导下成立，试图把佛得角和几内亚组织成一个共同的反殖民主体。

但相较处于非洲大陆的葡属几内亚，佛得角更早接触葡语教育，精英化程度更高，卡布拉尔本人也成了“离开岛屿的人”，因此对许多几内亚人来说，卡布拉尔和他在几佛独立党中的佛得角同袍的独立设想不过是另一种精英政治：佛得角人试图在葡萄牙人离开后控制他们的国家。

几佛独立党内部几内亚人与佛得角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日益紧张。一九七三年一月，卡布拉尔在科纳克里的住所外被本党成员杀害，他的兄弟路易斯·卡布拉尔接替他成为党派领袖。几个月后，该党戏剧性地实现了葡属几内亚的独立，建立几内亚比绍。

葡萄牙一九七四年革命以后，殖民体系迅速松动，新政府同意佛得角在独立前举行选举，一九七五年七月五日，佛得角独立。1974年4月，葡萄牙发生“康乃馨革命”，长期统治葡萄牙及其殖民地的“新国家”政权倒台，非洲殖民地独立进程迅速推进。

图为里斯本敌对行动中执勤的葡萄牙水兵（来源：theguardian.com）历史在后，未来向前，离开岛屿的人创造了岛屿。“非洲根源”的追问曾是卡布拉尔一代人的精神指引。今天，佛得角已经成为海外人口是境内人口两倍的典型移民国家，新的“非洲根源”已经孕育在其国民的现代发展之中。

以克里奥尔社会为底色的佛得角，有数百年的市政议事传统作为治理基础，不同社会群体和政治力量在长期协商与制衡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制度安排，因此在独立后的五十年里保持社会稳定和政局平稳，没有滑向强人政治或派系武装割据，给自身发展带来了其他非洲国家稀缺的条件。

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统计，佛得角的人均GDP在非洲排名第九，是一个发展亮眼的中高收入国家。首先，侨汇是佛得角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纽伊特提到，一九九五年，海外移民寄回给家人的汇款及其在本国银行中的存款，合计占佛得角GDP的百分之二十三。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GDP提高，这一比例有所下降。其次，佛得角长期以来与欧洲形成的语言、侨民和制度联系，也成为其承接外部资源的重要通道。佛得角自然而然地进入欧洲发展援助的合作框架，也更容易被欧洲游客视为熟悉、安全、成本适中的海岛度假目的地。

事实上，佛得角入境游客中九成以上来自欧洲，国家的发展引擎也逐渐转向以萨尔岛和博阿维斯塔岛为核心的旅游服务业。最新的情况是，佛得角近年大力推行国家数字化计划，致力于把自己打造为西非的数字枢纽。

这一计划不仅关乎技术升级，它也希望告诉岛上和海外的下一代佛得角人：群岛同样孕育新的机会，离开群岛的人可以期待“回归”群岛。

四大陆的边缘

，世界的中心殖民时代的佛得角曾经站在大西洋航线的要冲，却并不因此成为自己命运的中心。佛得角的故事，最后要把我们带回一个更大的问题：一个国家处于中心还是边缘，由什么决定。已故美国作家、非洲学家拉塞尔·汉密尔顿（Russell Hamilton）认为佛得角的民族精神中存在一种独特的悖论：群岛既是世界的中心，也是散布在大陆边缘海洋上的一群不起眼的小岛。

佛得角作家杰尔马诺·阿尔梅达（Germano Almeida）二〇二〇年的一篇短文以《佛得角是世界的中心》为题，记录了他在佛得角度过的童年。短文谈到，移民的生活环境很容易使其文化身份受侵蚀，但佛得角人依然将他们的文化带到世界各处并毫不犹豫地加以展示，因为没有什么能让他们相信佛得角可能不再是世界的中心。

由于佛得角独立日只比美国晚一天，且两者都是典型的由移民塑造的国家，因此佛得角人有一句兼具自嘲和骄傲的民谚：世界上有两个伟大的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佛得角。这听起来像玩笑，却准确说出了佛得角现代国家想象中极具全球性和主动性的一面。

正如纽伊特在其他葡属非洲殖民地史研究中也坚持强调的：非洲人民掌握自身命运的能力，往往比外部叙述中呈现的更强。对于佛得角和更广大的非洲社会而言，独立自主并不等同于摆脱历史，因为人和制度终归都带有既往社会关系的烙印；

而掌握自身命运，往往意味着在巨大的历史惯性中找到未来的发展方向，一代代改变旧世界曾经心照不宣的“不可改变的宿命”。毛里求斯依托糖业主导时期形成的政商关系和海外网络，逐步实施经济多元化政策改革；

博茨瓦纳独立后将钻石收入持续投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半个多世纪间实际人均GDP增长近十四倍，从低收入国家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它们的政治制度不同，发展道路也并不具有简单的可复制性，却都有自己的“非洲根源”，新的发展动力就隐藏在来路之中。

由大航海与殖民扩张逐步固化的“中心-边缘”思维，至今仍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与外交想象。但在多极化深入发展、全球价值链高度细分的今天，中心与边缘的边界正在发生变化，任何一个环节的失灵，都可能牵动更广泛的全球秩序。

真正的中心，不在于一个国家被世界安放在什么位置，而在于它能否把自身的社会基础持续转化为治理效能，并由此掌握自己的未来。(Cabo Verde and the Creole South Atlantic:A New History,Malyn Newitt，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6)*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