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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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United State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将平等置于“不言而喻”的真理之首，这绝非偶然。其中“人生而平等”的断言，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前提，由此应当引发革命性的后果，而且是一个具体的现实基础——凭借这一基础，美国殖民地居民可以自称为与最伟大的国王平起平坐，并追究其责任。

50年后，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对自己的杰作依然赞叹不已，甚至预言《独立宣言》中所奉行的平等的“显明真理”终有一天会团结全人类。

然而今天，显而易见的是，“平等”这个词对不同的人意味着截然不同的事物。曾经似乎能够提供共同基础的东西，如今却成了又一个争议之源。是什么解释了这一转变？我怀疑，“平等”这种具有欺骗性简单性的概念语言本身就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更好地理解“平等话语”（equality talk）——即将这种语言应用于人类及其关系——或许能为我们的困境带来一些启示。

让我们首先审视这样一群人：他们通常以比大多数人思考（和言说）得更清晰而自豪——专业哲学家。他们在谈论平等时究竟在做什么？

通常，他们是在谈论人类：关于我们的本质，以及我们在道德、政治和社会上应当受到怎样的对待。当一位学术哲学家说“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时，她通常是在表达：尽管存在种族、性别、经济阶层或个人功绩的差异，但在某些根本方面，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相同的。

虽然一些哲学家会强调人类的理性和道德能动性能力，但另一些哲学家则强调我们对痛苦和暴力死亡的共同脆弱性。尽管如此，大家普遍认为，这种相同性——无论其潜在基础是什么——应当对我们的社会和政治安排产生影响，以至于人与人之间任何持续存在的不平等都必须需要某种正当理由或纠正。

但在这里，一个非哲学家可能会纳闷，为什么专业人士坚持使用“平等”（equality）这一专业术语，而不是像“相同性”（sameness）这样更直截了当的词？我认为，原因之一在于他们利用了前一个概念在数学上所具有的定量精确性和超越性真理的共鸣。

反过来，这些共鸣使得不平等问题看起来相对易于处理——仿佛其存在是可以被衡量并因此达成共识的。虽然自由等其他政治价值拒绝被简化为共同的度量标准，但平等的定量逻辑因此承诺了一个客观标准，以此可以衡量社会的进步。

现代“平等话语”中鲜明的数学维度并非新鲜事。想想《独立宣言》（Declaration）中关于“不言而喻”的表述。这是对欧几里得（Euclid）的《几何原本》（Elements，约公元前300年）的典故引用，其中平等的传递性——“等于同物的东西也彼此相等”——在所谓的公理（axiomata）或“值得注意的概念”中名列前茅。

这些几何命题的真理性反过来可以无需证明就被接受，从而作为一个共同的出发点，用来推导出那些不太明显结论。

如果根据逻辑，相似的案件应受到相似的处理，那么根据政治，所谓的“平等者”就应当被“平等地”对待。

在《独立宣言》发表二百年后，我们同样发现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在其著作《认真对待权利》（Taking Rights Seriously，1977）中，将所有人享有的平等权利描述为“公理式的”，从而将人类的基本平等从政治争议的话题中排除出去。

那么，就让形而上学家和神学家去争论它的基础，或者去争论非人类动物或人工智能是否应该同样被视为道德意义上的“人”吧。政治哲学家可以继续处理更重要的事务，即确定这种平等对我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意味着什么。

与杰斐逊（Jefferson）很相似，德沃金后来也赋予了他的公理以世界历史性的意义，认为它提供了现代性所特有的“政治争论中的一种高原”。德沃金的意思是，大多数当代政治意识形态——从自由主义到功利主义，再到自由意志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必须从一个共同的前提开始，即所有“社区成员都重要，且同等重要”。因此，尽管存在分歧，政治对手们应该认识到他们是在共同的基础之上进行建设的。

今天，德沃金关于平等作为普遍前提的历史乐观主义似乎很难维持。尽管如此，他提出的“平等高原”（egalitarian plateau）的形象在学术哲学家中依然很受欢迎，对他们而言，基本平等已经成为道德思维中不可磨灭的“一道分水岭，介于（1）贵族的价值被认为高于农民的……前现代世界，以及（2）摒弃了这些粗俗偏见的现代世界之间。

”此外，如果根据逻辑，相似的案件应受到相似的处理，那么根据政治，所谓的“平等者”当然也应当被“平等地”对待——例如，向每个人分配等量的福利、权利或资源。德沃金在牛津大学的同事、分析马克思主义者G·A·科恩（G A Cohen）因此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正义要求人们拥有等量的某种东西。

”唯一剩下的问题是阿玛蒂亚·SEN（Amartya Sen）提出的：“平等的主体是什么？”（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然而，认为有时需要通过不平等的对待来尊重个人的基本平等这一观点，对于许多20世纪后期的自由主义者来说也是直观的，他们支持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等政策。Dworkin本人对这一直觉进行了颇具影响力的阐述，他区分了“平等地”（equally）对待人们——即对所有人适用相同的标准或分配相同的数量——与“将人们视为平等者”（as equals）地对待，后者能够回应人们之间的差异。

这一洞见初听起来可能类似于那个更古老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但正如历史学家Darrin McMahon在《Equality》（2023）中所观察到的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一直对平等持批判态度，将其斥为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革命所要消除的又一个“流行偏见”。

无论如何，自此之后成为当代社会或“关系”平等主义（relational egalitarianism）——特别是那些与哲学家Elizabeth Anderson相关的理论——核心的，是Dworkin的区分，而不是马克思的区分。

按照这种观点，平等的意义不在于确保数量上完全相同的物品分配（无论是权利还是资源），而是实现一个公正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能作为平等者站立，而不存在任何劣势或优势的等级关系。

但魔鬼总在细节中，关系平等主义者在正面阐述作为“平等者”相处究竟是什么样子——具体而言，何时以及可能涉及何种形式的不平等对待——时，所说的话却少得惊人。

在最近关于将“公平”（equity）与“平等”（equality）作为社会公正方法的辩论中，人们也会遇到类似的困难。前者的支持者坚信，与后者不同，“公平”通过将某些差异（例如种族、残疾或社会经济环境）纳入考量，拒绝了“一刀切”的方法。

然而，当被追问时，“公平”的捍卫者往往也倾向于用非常德沃金式的（Dworkinian）术语来定义“公平”对待，例如将处于劣势的人置于与特权阶层“同等的起点”（equal footing）上。

其结果是，“公平”的进步派支持者与他们的保守派批评者之间出现了一种奇怪的趋同，双方都将自己偏好的方法呈现为真正的平等主义方法，其中一方坚持认为平等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