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正被推入“暴风眼”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底线思维 ，作者：霍尔赫·雷西纳11月11日，西班牙迎来了一场全国性总罢工。住房危机、生活成本上涨、公共服务投入不足……积累已久的社会矛盾，正在将越来越多的西班牙人推向街头。

这场罢工发生在一个特殊的政治节点。11月29日，西班牙将举行大选，执政近八年的首相佩德罗·桑切斯及其领导的左翼阵营面临严峻挑战。民调显示，以人民党和呼声党为代表的右翼阵营占据优势，而曾经借助社会抗议迅速崛起的西班牙左翼力量，如今却陷入组织分裂、选民流失和政治认同危机。

与此同时，10月28日发生在托莱多省的严重高铁追尾事故造成69人死亡，交通大臣奥斯卡·普恩特随后辞职。这场悲剧也打乱了原有的选举节奏，让原本有可能成为左翼政治动员契机的全国性罢工，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

从2011年席卷西班牙的“15-M运动”，到今天的住房抗议与全国性罢工，15年间，西班牙的社会运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为什么左翼政党未能将社会不满持续转化为政治支持？在大选前夕，右翼的崛起又意味着什么？

围绕这些问题，观察者网与西班牙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政治学教授霍尔赫·雷西纳展开对话。雷西纳长期研究西班牙政治、社会运动与政治认同，2026年出版《左翼之后的左翼》（La izquierda después de la izquierda），系统分析欧洲左翼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他认为，当前西班牙社会的不满并不只是针对某届政府，而是指向不断上涨的住房成本、日益扩大的经济不平等，以及现有经济体系的运行逻辑。而对西班牙左翼而言，真正的问题也不只是政党分裂，更在于如何重新建立一种能够让普通民众产生归属感的政治认同。

观察者网对话西班牙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政治学教授霍尔赫·雷西纳【对话/观察者网郑乐欢】观察者网：您如何看待西班牙11日的这场全国性大罢工？您认为这场罢工反映了当前西班牙怎样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霍尔赫·雷西纳：我认为，这次罢工首先与人们日益沉重的生活负担有关。过去几年，西班牙的生活成本不断上涨，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住房。如今，很多人已经无力承担住房开支。在马德里、巴塞罗那这样的大城市，这一问题尤其突出，但实际上，中等城市乃至一些乡村地区也面临类似的困难。

造成住房价格高涨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房地产投资基金、大量持有房产的业主，以及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影响。这些问题相互交织，最终形成了今天的住房困境。最近几周，西班牙一些主要城市出现了抗议者在广场上扎营的情况，特别是在马德里市中心的太阳门广场（Puerta del Sol）。

这个地方很有象征意义。2011年，西班牙著名的“15-M运动”，也被称为“愤怒者运动”（Indignados），就曾在这里举行大规模集会。如今，人们再次聚集在这个广场上，以类似的形式表达诉求。

住房问题对年轻人的影响尤其明显，但我想强调，它绝不仅仅是年轻人的问题，而是影响整个社会的问题。年轻人确实面临更大的困难。很多人刚刚开始工作，收入有限，希望能够离开父母、独立生活，但他们发现自己根本负担不起一套住房。

实际上，在今天的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买房对很多普通人而言已经变得极其困难。因此，大多数年轻人只能租房，有些人甚至负担不起一整套公寓，只能租一个房间，与其他人合租。而且，即使只是租一个房间，居住条件也不一定理想。

有些房屋的维护情况非常糟糕，尤其是那些由投资基金或拥有大量房产的业主持有的住房。在我看来，这些房产持有者往往更关心如何获得更多租金收入，而不是改善租户的居住条件。更重要的是，住房价格上涨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工资增长的速度。

这是理解西班牙住房危机的一个关键。有些人需要拿出工资的50%来支付房租，有些人甚至需要支付60%、70%。当然，这取决于他们生活在哪座城市，以及从事什么工作。但无论如何，这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也说明，住房危机实际上与劳动问题密切相关。虽然这次罢工的直接诉求不是工作条件，但如果工资增长无法跟上住房成本上涨，那么住房问题最终也会演变成劳动者的收入问题。我认为，它不仅仅是住房市场的问题，更是整个经济和社会体系的问题。

西班牙确实经常发生罢工，但大多数是行业性的，而不是全国性的。例如，就在上周，我们大学举行了两天罢工。类似的罢工也发生在医疗、交通以及其他公共服务部门。但11月11日的罢工不同，因为它是一场全国性总罢工，面向所有行业和部门，其目标是让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在当天尽可能停下来。

这场罢工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围绕劳动条件展开的罢工。通常我们谈论罢工，首先想到的是工资、工作时间、劳动权益等与就业直接相关的问题。但这一次，人们关注的重点是生活成本，尤其是住房问题。

因此，我认为，这场罢工首先有很强的经济意义，因为我们正在面对一种非常不平等的经济状况。一方面，投资基金和拥有大量房产的业主能够通过房租获得丰厚收入；另一方面，普通人却必须支付越来越高的租金。

这种经济运行方式造成的结果，就是社会不平等不断扩大。当然，这场罢工也有政治意义。毕竟，西班牙将在11月29日举行大选。不过，有意思的是，我并不认为这是一场主要针对现任政府的罢工。它更直接地反对住房价格的运行机制，反对导致生活成本不断上涨的经济结构，也反对削减公共预算和公共服务支出的政策。

人们希望政府加强对住房市场的监管，增加社会支出，改善公共服务。所以，它既是一场经济抗议，也包含非常明确的政治诉求。西班牙年轻人为什么再次走上街头？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了2011年的“15-M运动”。

15年过去了，如今西班牙的大量年轻人再次走上街头。您认为，与当年的“15-M运动”相比，今天的抗议在社会背景、政治诉求和参与者的心态上发生了哪些变化？两代年轻人面临的困境又有哪些相似之处？

霍尔赫·雷西纳：2011年的“15-M运动”发生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当时，西班牙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这场运动的核心诉求，实际上是对整个政治和经济体系提出质疑。当时，人们表达的一种情绪是：我们不再相信现有体系，我们需要一种更加深入、更加实质性的民主。

这种民主不仅体现在政治层面，也应当体现在经济领域。参与者希望在现有代议制民主的基础上，引入更多能够让普通民众直接参与决策的机制。换句话说，他们认为，仅仅通过选举选出代表还不够，普通人应该在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中拥有更多发言权。

这是当年“15-M运动”的重要特征。2011年5月，西班牙马德里，大量示威者聚集在太阳门广场，抗议经济困境和现行政治制度。这场运动此后深刻影响了西班牙政党政治。路透社相比之下，我认为今天的社会运动更加具体，也更加关注物质生活。

现在人们提出的是：我们需要工作，需要住房，需要足够的钱维持基本生活。这些诉求更加直接，与人们每天的生活密切相关。当然，我不是说2011年的运动没有物质方面的诉求。金融危机、失业和经济困难同样是当时抗议的重要原因。

但2011年的运动包含了更强烈的制度改革理想。它不仅关注具体的经济困难，也希望重新思考民主的意义，改革西班牙政治制度，甚至建立新的政治力量。而今天的抗议范围相对更加集中，主要围绕住房、工作和生活成本展开。

不过，这两场运动之间仍然存在明显的联系。“15-M运动”是一场非常广泛的社会运动，它试图改变整个西班牙政治体系，并对之后的社会运动产生了持续影响。例如，住房维权运动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

在2011年前后，西班牙就已经存在相关的社会组织和抗议活动。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住房运动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现象。社会运动有自己的发展周期。有些时候，它们会出现在公众视野的中心，组织大规模示威和集会；

另一些时候，它们可能更多地在社区内部开展工作，组织居民、建立网络、帮助面临驱逐的租户。这些活动并不会因为媒体不再关注而消失。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处于住房运动重新获得高度社会关注的阶段。

因此，2011年的运动与今天的运动，既有不同的政治诉求，也存在组织和历史上的延续性。观察者网：那么，从政治结果来看，2011年的“15-M运动”究竟给西班牙带来了什么？您如何评价这场运动对西班牙政治的影响？

霍尔赫·雷西纳：我认为，它最重要的影响之一，就是改变了西班牙的政党体系。在“15-M运动”之前，西班牙基本上是由两大政党主导的政治体系。一个是中右翼的人民党（PP），另一个是中左翼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

这两个政党长期占据西班牙政治的中心位置。但是，“15-M运动”之后，新的政治力量开始出现。例如，左翼的“我们能”党（Podemos）在2014年成立。后来还出现了公民党（Ciudadanos）等新的政党。

公民党如今已经失去了过去的政治影响力，而在右翼一侧，极右翼的呼声党（Vox）则逐渐崛起。所以，如果你今天观察西班牙政治，就会发现，它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简单的两党竞争。现在有多个政党参与竞争，但政治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分为两个阵营。

我认为，这是理解当代西班牙政治非常重要的一点：西班牙从两党制主导的政治格局，逐渐转向了由两个政治阵营主导的多党竞争。在右翼阵营中，主要是中右翼人民党和极右翼呼声党。在左翼阵营中，主要是工人社会党，以及位于它左侧的其他政治力量，包括“我们能”党，还有由多个左翼政党组成的“广泛阵线”（Frente Amplio）。

这些政治力量之间存在竞争，但从整体上看，西班牙政治越来越明显地表现为左右两个阵营之间的竞争。除此之外，“15-M运动”还让更多普通人开始重新思考经济问题、民主的意义，以及公众是否应该更加深入地参与政治决策。

在“我们能”党成立之后，尤其是在2016年前后，西班牙左翼一度看起来拥有改变政治体系的强大力量。后来，桑切斯在2018年开始执政，2020年，工人社会党与“我们能”党组成联合政府。

但问题在于，今天西班牙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能”党现在几乎失去了当年的影响力。根据目前的一些民调，它可能只能在议会中获得一个席位。你要知道，西班牙众议院总共有350个席位。

一个席位意味着什么？它几乎无法改变整体政治力量对比。与此同时，右翼呼声党的支持率却不断上升。根据民调，它在本次大选中可能获得的议席数量，甚至达到目前的两倍左右。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

西班牙右翼正在不断壮大，但工人社会党左侧的政治力量，却没有实现相应的增长。它们不仅无法追上右翼的增长速度，甚至还在继续衰弱。所以，我认为，这可能是即将到来的大选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右翼阵营有可能获得议会多数，而造成这种变化的关键，并不一定是中右翼人民党本身变得更加强大，而是右翼呼声党的迅速崛起。西班牙左翼面临什么困境？不仅是内部分裂，还有政治认同危机观察者网：您最近出版了《左翼之后的左翼》一书，探讨左翼政治的困境与未来，这与您刚才谈到的问题非常相关。

您认为今天西班牙左翼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霍尔赫·雷西纳：我认为，首先需要回顾西班牙新左翼过去十多年的发展经历。“我们能”党成立于2014年前后，当时它希望提出一套全新的政治议程。

它不仅提出了新的政策主张，还试图创造一种不同于传统政党的政治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一种左翼民粹主义的尝试。刚开始的时候，这种尝试确实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问题在于，“我们能”党很快就遇到了内部组织方面的困难。

例如，它在成立之初曾承诺建立一种更加平等、更加横向的组织结构，让更多成员参与决策。但是，没过多久，这个政党就变得高度等级化，权力越来越集中。这与它最初的政治承诺形成了鲜明反差。另一个问题是领导层。

“我们能”党最初确实拥有非常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人，这也是它能够迅速吸引选民的重要原因。但随着时间推移，领导人逐渐集中了越来越多的权力。在我看来，这产生了负面影响，因为党内越来越难以容纳不同意见，也缺乏充分讨论不同政治观点的空间。

一个政党如果无法容纳内部多样性，就很容易出现分裂。后来，一些重要成员陆续离开“我们能”党。例如，伊尼戈·埃雷洪（Íñigo Errejón）离开之后，参与建立了新的政治力量。此后，西班牙左翼又多次尝试成立新政党、重组政治联盟。

这逐渐形成了一种很有问题的政治模式：每当内部出现分歧，一些人不是尝试在原有组织内部解决问题，而是选择离开，再成立一个新的政党。结果就是，左翼阵营不断分裂。你看今天西班牙大选中的左翼政治力量，就能发现这种情况仍然存在。

一边是“我们能”党，另一边则是由其他左翼政党组成的“广泛阵线”。而这个政治联盟此前又经历过不同的组织形式，例如“团结运动”（Sumar）等。政治组织不断分裂、重组、重新命名，实际上反映了西班牙左翼内部长期存在的问题。

观察者网：您认为，这是否意味着西班牙左翼的问题主要来自它们自己的政治组织？还是说，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霍尔赫·雷西纳：不只是组织问题。当然，在新左翼进入政府和其他政治机构之后，它们也遇到了很多困难。

我认为，在刚刚进入政治体制的时候，这些新的左翼力量没有充分理解国家机构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它们可能有很强烈的改革愿望，但不一定掌握了将这些愿望转化为具体政策的能力。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国家体制内部确实存在一些反对这些新左翼力量的强大群体。

例如，司法系统中的某些力量，以及一些传统的主流媒体，对西班牙新左翼采取了非常激烈的批评和对抗态度。这些外部压力是真实存在的。但即使如此，我仍然认为，不能把所有失败都归咎于外部力量。

西班牙左翼自身也存在很多问题，包括组织方式、权力结构、领导方式，以及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关系。不过，这些还只是相对具体、阶段性的问题。如果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左翼面临着一些更加深刻的结构性困境。

而且，这不仅仅是西班牙左翼的问题，至少在整个欧洲，左翼都面临着类似的挑战。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政治认同。左翼必须重新思考：自己究竟代表什么？能够为社会提供怎样的政治愿景？有时候，左翼缺乏一种足够清晰的政治方向。

人们需要某些能够认同的政治理念、象征和价值，需要感觉到自己属于某个政治共同体。但今天的左翼往往无法有效地建立这种认同。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左翼究竟想代表谁？如果回到50年前，左翼政治可能相对容易回答这个问题。

当时，工业工人阶级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基础。但今天的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劳动方式改变了，社会结构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也发生了变化。不同群体的身份认同更加复杂，人们关注的问题也更加多元。

所以，左翼不能简单地沿用过去的政治语言和组织方式。它必须重新理解今天的社会，理解普通人究竟是谁，他们关心什么，以及他们希望政治力量能够为自己提供什么。但我认为，西班牙的左翼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

它们有时候不知道应该向哪些社会群体发声，也不知道应该如何与这些群体建立联系。这是一种非常深刻的结构性问题。此外，如果将左翼与右翼进行比较，我认为，右翼在社交媒体传播方面往往更加有效。

他们非常清楚社交网络的运行方式，也更加善于利用这些平台传播自己的政治信息。但我们需要认识到，社交媒体并不是一个完全中立的公共空间。这些平台由私人企业拥有，它们有自己的商业利益，也受到所有者个人政治立场的影响。

例如，X平台的所有者埃隆·马斯克是一位非常富有的企业家，而且公开支持不同国家的右翼政治力量。这些平台通过算法决定哪些内容更容易传播，但普通用户并不知道算法具体是如何运作的。在我看来，某些算法传播机制对右翼非常有利。

特别是那些能够激起人们愤怒、加剧社会分裂、推动政治极化的内容，往往更容易获得关注和传播。右翼非常擅长利用这种传播逻辑。相比之下，左翼有时没有找到有效的应对方式，甚至不知道应该如何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与普通民众沟通。

所以，我认为，今天左翼面临的危机，不仅是组织问题或选举策略问题，也是政治认同和政治传播的问题。当地时间2026年10月12日，西班牙休达，西班牙呼声党领导人阿瓦斯卡尔与法国国民联盟主席乔丹·巴尔德拉共同出席新闻发布活动。

路透社观察者网：西班牙将在11月29日举行大选。您刚才提到，这次罢工并不是主要针对现任西班牙政府的，但人们确实在抗议住房危机、生活成本上涨和经济不平等。那么，这场抗议究竟会如何影响即将举行的大选？

另外，西班牙左翼内部的分裂，又会怎样影响这场社会运动？霍尔赫·雷西纳：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通常情况下，人们会认为罢工是针对政府的。毕竟，政府负责制定政策，而民众如果对政策不满意，就可能通过罢工施加压力。

但这次的情况确实有些不同。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的，这场运动更多地围绕住房和生活成本展开。西班牙的住房社会运动已经存在很长时间。这些组织长期帮助那些面临驱逐、可能失去住所的人。前段时间发生了一件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情。

一位名叫玛丽亚·卡门（Maricarmen）的87岁女性被迫离开了自己的住所，后来她在医院去世。2026年9月23日，司法部门第四次尝试执行驱逐，警察破门而入，用担架将玛丽卡门抬出，送往医院。

外媒图片或视频截图这件事情在西班牙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我认为，它成为住房社会运动重新获得公众关注的一个重要契机。抗议者开始在广场扎营，组织示威活动，希望让住房问题重新成为政治议程的中心。

如果要理解为什么这场运动不是直接针对现任政府，我认为还需要考虑两个重要因素。第一个因素是议会政治。虽然西班牙现在由左翼联合政府执政，但政府并不意味着能够在议会中随意通过自己希望制定的法律。

在过去一个任期中，右翼及保守派政治力量在一些关键议题上拥有很强的制约能力。例如，加泰罗尼亚的“共同为了加泰罗尼亚”党（Junts）虽然在某些问题上支持桑切斯政府，但它本身是一支具有右翼政治立场的独立主义政党。

因此，当政府试图推动住房监管政策时，特别是涉及租金、投资基金和房地产市场管理的法律时，这些政治力量可能会投票反对。这意味着，政府即使希望通过某些住房改革措施，也不一定能够在议会中获得足够支持。

第二个因素是西班牙的地方行政结构。住房政策并不完全由中央政府负责。在西班牙，自治区政府在住房政策的具体制定和执行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马德里自治区政府由人民党执政，领导人是伊莎贝尔·迪亚斯·阿尤索（Isabel Díaz Ayuso）。

虽然她属于传统的中右翼人民党，但在我看来，她的政治风格已经非常接近极右翼，甚至可以与特朗普或阿根廷的米莱所代表的政治文化进行比较。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你只是从中央政府的角度观察西班牙政治，可能会问：既然左翼已经执政这么多年，为什么还不能解决住房问题？

为什么人们没有主要针对中央政府举行示威？但实际上，住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涉及不同层级的政府。西班牙许多自治区都由人民党等右翼力量执政，而这些自治区政府对住房政策具有重要影响。所以，我们不能忽略这一层政治关系。

我认为，这也是理解此次总罢工的一个关键。另外，我甚至觉得，这场罢工还带有一种提前预防的意味。什么意思呢？我认为，参加11月11日罢工的很多人，不仅是因为对当前住房状况不满，也因为他们担心11月29日大选之后，西班牙可能出现一个由中右翼和极右翼共同组成的政府。

这些人担心，如果右翼和极右翼上台，情况可能进一步恶化。因为右翼，尤其是极右翼，一直主张削减某些公共预算和社会政策支出。对于希望改善住房条件、扩大社会福利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前景。

所以，这场罢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未来政治变化的一种提前回应。这场高铁事故，可能彻底改变西班牙大选的走向观察者网：您认为，这场总罢工可能对大选产生多大影响？它能否帮助左翼重新动员选民？

霍尔赫·雷西纳：如果我们是在两周前进行这次对话，我可能会告诉你，这场罢工有机会对大选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但过去两周发生了一件改变政治局势的事情，那就是10月28日的“托莱多省乌尔达高铁事故”。在事故发生之前，11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