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造王”的19席：大选折射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力量与尴尬

以色列大选结束后，最引人注目的政治力量，既没有赢得第一大党地位，也没有推出自己的总理候选人。它们是两个阿拉伯主导的政党——联合名单党和阿拉姆党。截至10月30日公布的完整计票结果，内塔尼亚胡阵营获得53席；

埃森科特领导的反对阵营获得48席；不属于上述两大阵营的阿拉伯裔政党则获得19个议席——联合名单11席，拉姆党8席。在总计120席的以色列议会，这19席改变了组阁谈判的重心。两大阵营都无法独立取得议会多数，阿拉伯政党却拥有足以打破僵局的砝码。

埃森科特阵营加上全部19席，可以达到67席；内塔尼亚胡阵营加上拉姆党的8席，也恰好达到61席。然而，两道算术题都面临政治障碍。内塔尼亚胡的极右翼盟友拒绝接受阿拉伯政党，反对阵营中的右翼人物同样排斥合作。

阿拉伯政党内部，对加入政府还是从外部提供支持，也有不同选择。“造王者”的称呼因此带着一个巨大的问号。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通过投票增加了自己的代表，却发现这些代表依然难以进入权力中心。

这场选举由此提出一个比谁当总理更深的问题，以色列能否接受阿拉伯公民真正参与决定如何治理国家？当地时间2026年10月27日，以色列北部城市拿撒勒，以色列阿拉伯人主导的政党联盟“联合名单”领导人优素福·贾巴林（中）与其他成员在竞选总部欢呼，此时电视上公布了以色列议会选举的首批出口民调。

视觉中国 图被动员的阿拉伯选民根据最新统计，以色列境内阿拉伯人口约217万，其中116万有效选民中有93万参加了本次选举，参选率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他们的参选热情有很强的现实动因，其中既有对社区犯罪、极右翼部长的政策，以及对歧视和敌意言论的不满，也有许多人希望通过更换政府，改变自己生活中的不安全感。

对这些选民来说，安全首先可能意味着孩子能否平安回家、商户会不会遭到勒索、枪击案件有没有人调查。虽然以色列在国家层面拥有先进情报系统和强大军队，但大量的阿拉伯社区的治安情况却相当糟糕，这种落差让他们愿意去投票来寻求改变。

加沙战争进一步加重了这种压力。不少以色列阿拉伯公民认同自己的巴勒斯坦民族身份，对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伤亡具有强烈情感联系。他们生活在以色列制度之内，却可能对国家实施的军事行动深感痛苦。

表达这种态度时，又担心被怀疑忠诚。这并不意味着阿拉伯选民立场完全一致，也不代表他们天然支持哈马斯。他们对宗教、民族身份、经济政策和议会合作，都存在明显分歧。有人希望优先改善社区治理，有人坚持必须同时推动巴勒斯坦政治权利的保障落地。

此次在国会拿到19个席位，已经在以色列历史上创造了阿拉伯政党国会席位的新高，比2020年的15个席位提高了近三分之一的席位。选举的成功除了阿拉伯选民的参与热情，也与政党的组织方式变革有关。

哈达什、塔阿勒和巴拉德三个小党重新组成联合名单党，减少了分散参选、部分选票落在议会门槛之外的风险。由此可见，投票动员与名单整合共同发挥了作用。联合名单由哈达什的领袖优素福·贾巴林领导。

哈达什具有共产主义和阿拉伯-犹太左翼合作传统。塔阿勒由长期活跃于议会的艾哈迈德·提比领导，巴拉德则更强调巴勒斯坦民族身份与国家公民平等。这些力量能够共同参选，但并不代表内部没有路线差异。

曼苏尔·阿巴斯领导的拉姆党，则有南方伊斯兰运动背景，更愿意通过参与政府争取实际政策成果。2021年，它加入贝内特-拉皮德执政联盟，突破了阿拉伯主导政党长期处于联合政府之外的惯例。联合名单和拉姆党有着不同的参政路径——联合名单更强调公民平等、民族权利和战争政策；

拉姆党更愿意把议会支持转化为社区预算与治理影响。两者都关心住房和治安，分歧主要在于，为获得这些成果，可以接受怎样的政治合作。当地时间2026年10月27日，以色列马加尔，以色列议员、拉姆党领导人曼苏尔·阿巴斯与女儿一同在一处投票站参加以色列大选投票。

视觉中国 图19席的尴尬11月1日的消息显示，反内塔尼亚胡阵营已经开始和阿拉伯政党接触。联合名单愿意从外部帮助替换现政府，而且不要求部长职位，这无疑对内塔尼亚胡阵营和反对阵营都很有吸引力。

阿拉伯政党的诉求，大致可以分成两层。第一层是改善境内阿拉伯公民的生活，包括打击有组织犯罪、增加地方建设投入、改善住房规划和减少房屋拆除。第二层涉及国家身份与巴勒斯坦问题，包括公民平等、结束加沙战争，以及推动解决巴勒斯坦政治地位。

这两层诉求，在不同政党那里有不同分量。阿巴斯领导的拉姆党更愿意通过参与政府，换取治安、住房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实际成果。联合名单则更强调，国内民生不能与战争和民族权利完全分开，它可以不争部长职位，却仍会要求新政府在这些问题上作出承诺。

因此，19席虽然都反对现政府，却无法被当作一组没有条件的支持票。埃森科特此前提出的国家身份、普遍服役和对哈马斯立场等条件，体现了反对派和阿拉伯政党在核心问题上存在的明显距离。他希望潜在伙伴接受犹太主流的国家与安全框架，联合名单却要求这个框架为阿拉伯公民平等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留下空间。

双方要谈的已经超出社区预算，涉及阿拉伯政党必须接受什么，又能够改变什么。反对阵营内部还有一道障碍。利伯曼领导的“以色列家园党”拥有7席，选后仍拒绝与阿拉伯政党合作。如果它退出，“48+19”的组合就只剩60席。

60席并不意味着法律上必然无法组阁，但若其余议员全部投反对票，就无法通过信任投票。埃森科特争取到阿拉伯支持的同时，可能失去原有伙伴，议席增加未必能转化为执政多数。内塔尼亚胡面临的兼容性问题更为尖锐。

53席加拉姆党的8席，恰好达到61席，但这个组合成立的前提，是极右翼代表本·格维尔和斯莫特里赫都愿意接受合作。拉姆党要求改善阿拉伯社区执法、调整住房政策，本·格维尔则对此强烈批评；

拉姆党反对定居点扩张和损害巴勒斯坦权益的政策，又与斯莫特里赫存在直接冲突。这意味着，内塔尼亚胡若为争取拉姆党作出实质让步，就可能失去极右翼盟友；若保留极右翼主导的政策，阿巴斯又很难躬身入局。

阿巴斯需要向选民展示具体成果，也必须解释清楚为何要帮助一个极端仇视阿拉伯的政府续命。沙斯党和联合托拉犹太教党则有所不同。它们与阿拉伯政党在宗教教育、家庭福利和地方资源上可能存在交集，合作空间未必像极右翼那样狭窄。

但这种交集主要适用于具体议题，尚不足以消除阵营归属、国家身份与安全政策上的距离。19席的尴尬由此变得清楚。反对阵营更容易与阿拉伯政党讨论民生和平等，却难以让右翼伙伴接受这种依赖；内塔尼亚胡更擅长联盟交易，其极右翼盟友却与阿拉伯政党的核心诉求直接冲突。

真正可行的协议，需要明确哪些预算必须兑现、哪些政策必须调整，以及出现战争分歧时如何维持合作。没有这些相互妥协，19席可能只能用来阻止内塔尼亚胡政府继续执政，但不能造出一个“新王”。

再次选举？如果各方谈不拢，重新大选的概率会相当高。阿拉伯政党此次取得突破，不代表重选时席位必然继续增长。高投票率需要持续动员。如果选民看到议席增加，却没有带来政策影响，一部分人可能失望弃权；

也有人会认为，正因为合作仍被阻挡，更需要继续参与。两种反应都可能出现，目前无法确定哪一种占上风。分开看每个政党，其中联合名单内部存在意识形态和策略分歧，拉姆党与联合名单还会竞争谁更能代表阿拉伯社会。

一旦组阁谈判要求支持战争预算、接受某种国家身份表述或放弃部分政策要求，内部争论可能迅速扩大。犹太政党当然仍有绕开阿拉伯政党的路径。内塔尼亚胡可以争取反对阵营中的政党加入，讨论联合政府、职位分配或轮换安排；

反对阵营也可以争取沙斯与联合托拉。按照此次结果，48席加上这两个宗教政党的13席，恰好达到61席，但兵役改革与宗教学生豁免又构成尖锐矛盾。还有一种可能，是利库德集团更换领导人，使部分反对派愿意合作。

不过，这需要利库德集团内部发生权力变化，至少现阶段没有看到有这种可能性。这些路径表明，阿拉伯政党尚未获得不可替代的地位。只有当其他阵营坚持现有红线、不愿重新组合时，它们才成为最关键的缺口。

一旦犹太政党之间达成新的妥协，19席的议价能力就可能下降。少数政府也为谈判留下空间。新政府成立时，一般只需信任投票中的赞成票多于反对票，部分议员弃权即可使支持票不足61张的政府成立。

但成立后能否通过预算、维持合作，仍须另行解决。因此，现在既不能断言必然重选，也不能断言阿拉伯政党必然“造王”。阿拉伯政党面临的策略考验，是在议价能力较高时获得能够兑现的制度和政策成果，同时避免让支持者觉得自己的选票只被用于临时救场。

对犹太主流政党来说，更值得思考的是，为何宁愿承担再次选举的成本，也不愿认真讨论与不同族但同国的代表合作。这种排斥一旦固化，每次势均力敌的选举，都可能再次陷入相同困境。如何定义阿拉伯公民组阁僵局背后，存在更持久的国家认同问题。

以色列既强调犹太民族的集体自决，又以民主制度确认公民的政治权利。这两种安排之间存在真实张力。阿拉伯公民可以投票、组织政党、进入议会，但是大多数阿拉伯人并不知道自己在国家叙述和公共资源分配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

2018年通过的《犹太民族国家法》，规定以色列境内的民族自决权专属于犹太民族，并把阿拉伯语界定为具有特殊地位的语言。这类制度表述强化了部分阿拉伯公民对国家归属的疑问。不过，把犹太属性与民主属性直接判定为绝对不可调和，也会忽略既有的合作空间。

拉姆党曾加入执政联盟，阿拉伯公民也通过医疗、教育、商业、司法和地方治理参与国家运作。问题在于，这些参与能否获得稳定、平等的制度保障。从长期看，人口结构始终牵动以色列对国家身份的焦虑。

近年的统计数据都显示阿拉伯女性的生育率要高于犹太女性。在强调维持犹太多数的政治力量看来，任何可能缩小这一多数优势的人口变化，都会被视为对国家定位的潜在挑战。此次阿拉伯政党获得19席，说明这种焦虑并不需要等到人口比例发生巨大变化才会出现。

只要投票率提高、政党有效整合，阿拉伯公民就能显著增加政治影响力。而阿拉伯政党获得19席，也把以色列长期回避的问题推到了面前。阿拉伯公民依法投票、选出代表之后，能否真正参与国家治理？

当他们的支持成为组阁的重要条件，以色列便必须面对一个长期难题：如何在维持犹太民族国家定位的同时，接受阿拉伯公民平等参与权力分配。如果把他们不断增长的政治参与一概视为威胁，又无法提供平等参与的空间，国家认同的裂缝就可能进一步扩大。

真正严重的问题，在于更多公民参与选举之后，国家是否有能力接纳其参与结果。如果投票率低时被批评缺乏认同，投票率高、议席增加时又被视为威胁，阿拉伯公民就很难找到一条被认可的政治道路。要增加阿拉伯公民对国家的认同，以色列必须在治安、住房、教育和就业上提供公平保障，也要接受他们选出的代表成为正常的政治伙伴。

阿拉伯政党则需要通过合作取得实际成果，并为自己的政策选择承担责任。国家认同需要建立在这些具体经验之上，无法仅靠要求效忠获得。以色列面临的长期考验，是如何维护犹太民族家园，同时让阿拉伯公民摆脱“二等公民”的感受。

这19席能否转化为合作，将影响更多阿拉伯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国家。如果始终把他们的政治参与视为威胁，以色列最终面对的，就会是更加严重的内部疏离与分裂。（朱兆一，盘古智库中东研究所执行所长）